教师专业理论的转变与新专业主义的诞生:制度化全球化的情境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添辉,台湾台南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全球化与教育政策中心特聘教授,台湾教育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前理事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宪章常务委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全球化与教育政策等。郑州 450001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结构功能主义最早探讨专业特质,其静态的专业主义忽视社会情境,因而推升互动论以及批判论的影响力。表面上,这是专业理论的发展,但深层意义却是制度化社会情境的产物,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不再热衷于教师专业议题,并转向教育改革,这是由于当时新自由主义的效能法则主导教育改革,并将专业内涵从个人自主权转向学生学习表现。其蕴含的法则是,时间序列构成持续性社会变迁,进而导引制度化社会情境,全球体系跨越国家疆界,因此社会情境转向全球化,这种制度化全球情境牵动教师的社会功能及专业内涵。如此,特定情境需求特定社会功能,进而影响教育目标与功能,所以应在制度化社会情境中,检视教师在特定时代的社会功能,才能厘清教师专业的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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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8)04-0049-07

      结构功能主义学者延续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关注专业标准,假定传统专业行业的共同特征是四海皆准的专业标准,此种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认定专业特质(professional trait)的永恒性,因而忽视社会情境需求与特定行业发展的关联性,这种缺失导致互动论的专业化。专业特质的永恒性也陷入同质性的范畴,低估了异质性对社会冲突的影响,这种疏漏强化批判论的权力观。专业特质论的缺失还在于结构功能主义过度关注表面性的专业特质,忽略实质性的动态社会功能,尽管新功能论学者洞察到这一点,并提出相关补充论点,如卢曼的参照行动(referential action)、阿彻的型态生成论(morphogenesis)、梅耶的型态主义(isomorphism),但是这些论点都没有产生系统化连结,以阐述制度化社会情境与社会功能的关联性,以及此种关联性如何影响教师在分工体系的位置。

      本文依据此种关联性主张,特定社会情境需要特定服务,因而影响各种行业在分工体系的位置,时间序列产生动态社会发展,持续社会变迁将构成制度化社会情境,进而影响特定行业的社会功能,因此须以动态社会情境检视教师的社会功能,才能厘清其专业意涵。在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与全球公民素养等成为教育的新目标,这将牵动教师专业的内涵,制度化全球情境产生新专业主义(neo-professionalism)的思维,其内涵并非个人自主权,而是连结于社会责任的效能原则,以实践此情境需求的社会功能。

      一、社会分工论与专业特质论

      涂尔干主张,分工体系是社会运作的基石,这是由于各行各业产生多样且独特的社会功能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复杂需求。再者,分工体系提供许多职位,其报酬足以吸纳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因而能将社会成员从散乱型态转变为有组织的结构体。因此健全分工体系能确保社会运作的稳定性。要发挥分工体系的社会功能,社会成员须具备完成工作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融入群体生活的社会道德。这些要素伴随社会发展产生变化,涂尔干以科学知识的专门化将分工体系区分成两个类型,在第一类型社会,专门化知识体系尚未成形,分工体系未分化,农业社会可视为此时期的社会型态,此时交通不发达,大部分社会成员被困守于狭小的地理空间,此种情境大幅强化原始性社会机构的权威,社会成员被迫遵守宗教、风俗、家规等传统规范,彼此的社会关系呈现机械团结。专门化知识体系成形后,社会迈入第二类型,工业化提供多样化的职位,交通发达便利社会成员迁移,这些变化大幅削弱原始性社会机构的权威,但此时新的社会道德尚未建立,社会成员难以体认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此种鸿沟阻碍社会集体意识与各体思维的结合,如此便可能产生混乱的情况。尽管如此,涂尔干乐观地表示,高度分化的分工体系足以化解此种危机,因为其道德规范能包容个体自我,并团结工作者的情感意识,以维持工商活动的正常运作。再者,职业分化大幅提升人际互动,进而发展出新的社会道德,其特性是主动与建构,而非被动或是被迫,这种主动认可使社会道德转向有机团结,亦即透过职位而实践的社会责任成为普遍认知,这种集体责任确保个体与社会意识之结合,并能实践分工体系的社会功能。①涂尔干指出,当社会从第一类型转向第二类型时,原始性社会机构的影响力式微,教育将取代此空缺,以传递分工体系的知识/技能与道德规范。②帕森斯进一步解释教育的运作机制,他认为社会道德必须内化成社会成员的思维,才能产生规范作用,因此须将社会道德视同为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成员吸纳此种价值体系后,将成为其人格的内涵,进而展现价值取向的行为模式,亦即私心、私欲或是生物本能与冲动等不再是驱动行为的主因,而是社会价值体系。③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足以产生上述的内化作用,教育的选择功能能确保学习者的心智能力契合复杂的知识体系,透过选择与社会化的机能,教育体系能培育出分工体系所需的人力,进而产生配置的功能,亦即将数量庞大的社会成员分配于复杂的职业体系中,这种组织化的安置能避免社会失序。④

      二、从专业主义到专业化

      后续结构功能主义学者认为,尽管各行各业的社会功能有其独特性,但对社会的贡献却有程度之差异。如帕森斯主张医生是典型专业,如果缺乏这类人员,社会成员将饱受疾病的蹂躏,并将社会推向混乱局面。⑤戴维斯与穆尔依据上述假定,提出社会阶层化理论,他们依据社会贡献度,将所有职业区分为专业、半专业、技术、半技术与无技术五个阶层,专业人员居于上层的成因是他们拥有高人一等的心智能力,以学习复杂知识体系,进而实践重大的社会功能,由于社会大众认可其重要性,所以给予他们名利双收的社会报酬。⑥结构功能主义学者因此采取专业特质论的视角,发展一组专业标准,其共同观点包括:一门心智导向的专门化知识体系、严格筛选以确保学习者心智能力在长期训练后学得此知识、持续在职进修以更新专业知识、抗拒商业利益的利他导向与奉献精神、组成专业协会以提升社会大众对该行业的专业认可。⑦

      尽管结构功能主义学者提供明确的专业标准,专业特质论却遭受极大的质疑,左派学者认为其同质性假定忽视私心与权力结合后的负面影响,当社会规范成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时,他们往往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如此便丧失批判意识,同时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期望包含奖赏与限制的机能,但这些却往往偏好中上阶级,统治团体往往运用社会道德进行社会控制。⑧权力者是其界定者与运作者,他们往往选择对自身有利的社会道德,如此,社会阶层体系等同权力结构,以道德规范掩盖利益取向。⑨基于上述关联性,左派学者将专业头衔与证照界定为增生个人利益的道具。约翰逊便指出,专业头衔拉大专家与门外汉的社会距离,因而提升从业人员对工作事务的决定权,并能藉此神秘化工作内涵以阻隔外界干涉,以及提高收费。⑩如此,专业头衔远离公众利益与专业质量的理念,并转向自我利益的范畴,专业证照难以链接到利他导向的范畴,而是用以防止他人瓜分市场利益。(11)

      互动论学者的批评是,专业特质论欠缺社会动态观,因为任一专业皆是特定社会情境的产物,这乃由于当时社会成员需要特定社会服务,因而造就该行业,而当此种需求下降时,某些行业的发展空间便萎缩,此时便遑论专业地位,(12)因此社会情境变迁可能推升特定行业的专业度,亦能将之平庸化。此种互动原则显示,专业并非有无的问题,而是程度的差异,专业与非专业的界线具有动态性,社会情境推进此种动态发展。(13)这种动态性否定专业特质的排他性专属权,非专业职业亦拥有这些特质,只是程度较少而已,因此专业与非专业的差异不是质量而是数量的概念。如果专业是程度的概念,专业特质之间便丧失线性关系,罗提发现,学校课程内容难以契合法学的实际需求,致使打击学生的理念与热血,在他们的眼中,商业利益使法律从神圣转向俗世化,其事务包含无聊与愚钝的元素。(14)医学院的教育训练亦存在同样问题,医学院新生认定医学是值得奉献的志业,但是训练课程与工作需求的严重落差打击此种憧憬,在第二年之后,部分学生甚至变得愤世嫉俗。(15)再者,报酬取决于社会需求程度,而非运用知识的深奥性,服务的稀有性是推升报酬的主因。证照是影响此种稀有性的关键点,现实利益不仅影响专业认同,并且否定利他导向的假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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