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学业评价体系的人性维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韶芳(1985- ),女,山西吕梁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教学研究;张广君(1962- ),男,内蒙古科左后旗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哲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E-mail:zgj101@126.com,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现代大学教育

内容提要:

人性发展经历了从“聚合”到“群体”、从个体觉醒到个体意识、由“种”到“类”的社会历史过程,天然地具有群性、个性、类性三个维度。《学记》的人性观与孔子一脉相承,认为人性中有需要超越的自然性,只能通过学习实现由自然性到文化性的跃迁。生成论教学哲学认为教学的根本价值与历史使命在于促进人的文化生成,基于这样的立场,从人性发展的维度来审视,《学记》学业评价体系中的小成与大成,既有对学业的考量,也有对人性多维发展的评判。在这一理论视野中,人性成为《学记》学业评价的核心价值,其中贯穿着离经—敬业—博习—论学—知类的致知之学,以及辨志—乐群—亲师—取友—通达的实践之学。由“知其旨趣”到“旌别其志”,进而“异于流俗”,是从对客体的认识到对自我的认知,进一步区别自我与他者。人的本性中所具有的将自我与他者分离或归类,都是对宇宙中普遍联系的终极秩序的体认,而知识获致是对他者的认识,对他者的认知决定着对“类”的选择,“论学”因此成为“亲师”“取友”的前提。从“辨志”到“亲师”“取友”进而“乐群”,完整描述了人性中对于个性、群性、类性的满足,即自我独立性的保持,对社群生活的要求以及对人的文化性的着意追求,直至对“类”的洞悉,才能实现人性的“通达”,至此这两条路径实现相互融通。这是儒家对人性完整性的理解。在《学记》的教学视野中,教育过程中的人更多作为一个“道德个体”来实现人文化成,人性中的群性、个性、类性在这两条路径中得到相互融通和彼此平衡,形成以人性培养为核心,以社会人际关系为网络,以知识获致与精神完善为路径的完整评价体系。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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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8)04-0030-08

      在教育与人性的基本联系中,一方面,教育是人为的存在,人性的复杂与光辉,作为先在的因素或发生的基础直接制约着教育的存在。另一方面,教育更是为人的存在,是指引人不断走向“能在”的重要路径之一。进入教育本身追问教育的“是其所是”并不能揭示其背后的东西,唯有进入人作为“此在”的理解中才能探索到教育的意义。那么,教学中的人性缘何而显,伴何而存,如何可知?孔子在《论语·阳货》有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75,这一人性论述启发了诸子对人性的讨论,开启了人性与学习的关系,几乎所有关于人性善恶的论证皆来源于此。以“习”论“性”,直接表明了人性可后天学习的立场。《学记》的人性观与此一脉相承。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2]1051,以未经雕琢的璞玉与人性类比,将后天的学习与玉器的加工类比,认为人性中必将有需要超越的自然性,而这个过程只能通过学习。文中还指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1050,从中已然窥探到人性最终经由“学”表现为“俗”,即人性最终要实现由自然性到文化性的跃迁的观点。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生成论教学哲学,在对人与文化、教育、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整体把握和辩证审视中,坚持教育是促进人类个体全息重演人类文化进化的有效机制,教学是促进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人为的和为人的存在,教学的根本价值与历史使命就在于促进人的文化生成的理论立场[3],认为在学业评价体系中,人性作为重要的伦理维度,必然影响着学业评价的方式方法。人性的复杂性又让它很难用量化、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方法加以要求。而《学记》中的“小成”与“大成”,作为教育史上最早对学业评价的描述,其中也隐含着对人性的考量。《学记》中尽管未体现出人性善恶的立场,但已经有明显的人性中存在多种维度的倾向,这与人性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完全吻合的。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生成论教学哲学的立场,从对人性多维发展及其结构联系的认识出发,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对《学记》学业评价体系中的人性问题,展开新的和比较系统的探讨。

      一、人性发展的历史轨迹:群性、个性、类性

      (一)从“聚合”到“群体”

      “群”之于人具有重要的存在论意义。作为自然中的存在物,人类能认识到自身异于其他物种,是个“异类”,无疑是个伟大的开端。原始人为了能在自然中存活,同类相聚,异类相斥。现代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通过对原始社会图腾制度的考察,发现图腾的本原是氏族社会、“家庭社会”或者“人类群体”,而“图腾膜拜”实质乃是家族群体膜拜,是原始人典型的“群体意识”。社会集体成员通过一种“集体表象”,即共同的对客体的尊敬、恐惧、崇拜的感情等烙印来互相识别。[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5]:

      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甚至也许从来不能辨认他同类中的任何人。这样的野蛮人不会有多少情欲,只过着无求于人的孤独生活。

      这种“孤独个体”何以存活下去是令人生疑的。鉴于此,特朗普(Garry Trump)则认为原始民族的生存需要他们的群体合作,并且神圣化这种合作。他强调说:“我们一旦承认可能有在具有明显优势的生物面前确保生存下去的第一需要,那么就不但要考虑生物学因素,而且要考虑目的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6]到了这个阶段,原始人已经由简单的聚合体转变为真正的群体,并在心理上有了群体意识,并具有了集体心理。这个时期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早期的集体意识。早期人类的这种群性是由人的生存需要决定的,也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对“群”的体认及其教育意义,中外经典文献更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论述。中国哲学非常重视人伦关系,也就是这种“群性”问题。儒家哲学中的“仁”,涉及的就是两人或以上之间的关系,而“和”则更注重群体中个体的协调与平衡。孔子学说从“仁爱”到“忠恕”,从群己关系到人际伦理都蕴含着群性思想。《论语·卫灵公》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166《论语·学而》中则表述得更加明确:“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1]49并意识到人的群性比动物的高明之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184并自觉地把学习跟群性培养结合起来,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78。孟子则认为人的善行要放到群体当中来培养,并融入到日常生活和政治当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209“群”在荀子的著作中论述较多,他的群育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孔孟相比,荀子的“群”更多表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以及人生存的社会组织形式。荀子认为人若没有群体观念,则与动物无异,“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8]94而合群的关键在于“义”,“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8]94他还提出了“合群”之说,“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8]55荀子还进一步将“群”的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引向了对王权的论证上,“君者,何也?曰:能群也。”[8]128“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8]95墨子则用“兼爱”“非攻”体现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群性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群己关系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主要讨论集体与个人、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儒家伦理思想认为,应承认以及尊重个体的独立价值,主张个体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实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天人合一即是群己关系最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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