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国史研究尤其是中外货币金融关系的研究而言，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以往学界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战时英美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而进行，其中，英美两国在会议上的博弈为研究者所热衷。①诚然，英美两国对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从中国抗战和国际地位变迁的角度考察，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1944年，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国民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呈现溃败局面，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十分不满，国内财政金融状况则持续恶化，但国民政府仍然积极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并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与英美及其他参会国折冲樽俎，在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构建做出有益贡献的同时，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并利用参会机会开展各项外交活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冲突、巩固了与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盟国的关系。本文拟以海峡两岸及国外档案史料为基础，以中国参与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构建为主题，分析国民政府的相关主张决策及其派出的代表团会议期间在美的活动，对中国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关系进行再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选派代表和到美初期的活动 1944年5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美方决定于本年7月1日在美召开国际货币会议，美方希望中国政府能早确定代表名单。②国民政府根据会议的实际需要，很快草拟出了中国代表团名单：特命全权代表一名(孔祥熙)、参赞三名(外交部次长胡世泽、经济部次长谭伯羽、财政部代理次长顾翊群)、技术专员十三名(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中央银行理事长席德懋、纽约华昌公司总经理李国钦、四联总处购料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子良、行政院参事夏晋熊、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锦坤、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事务长冀朝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童季龄、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中央信托局印制厂经理凌宪扬、财政部参事郑莱、中央银行秘书王元照)、秘书四名(中央银行秘书陈延祚、张似岳、李子钧及中央信托局襄理陈炳炎)、随员四名(邮政储金汇业局处长谷春帆、粮食部参事陈锡襄、财政部科长胡文元、祥广晋总管理处秘书沈震百)、助理员一名(中央银行行员郭勤光)、顾问一名(立法院委员卫挺生)。除了主要成员外，代表团还包括医官、武官、随从等协助工作人员。③ 6月16日，国民政府颁令正式委派孔祥熙为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特命全权代表。④这一重要人选的决定源自多方因素的考虑。就个人经历而言，孔祥熙自1933年起一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对于战时国民政府财政状况、货币政策非常熟悉。另外，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蒋介石一直希望可以派一名可靠人选赴美，与美方直接沟通，而由谁来接手这一要务，他也早有谋划。1943年蒋介石就通过访美的宋美龄当面转告罗斯福总统，拟派孔祥熙来美与美方讨论财政经济问题。1944年1月26日，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电文中也赞同这一提议。鉴于开罗会议以来中美间在新借款、在华美军垫款结算问题上产生分歧，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也欢迎孔祥熙借来美参加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机会，与其洽商财经问题。⑤1944年6月17日，蒋介石在中国代表团抵美前夕，又特地致函罗斯福总统，表明已授权孔祥熙负责与美方代表商谈一切事务，他请罗斯福充分信任孔祥熙，“予以最大之信任而与之开诚商讨”。⑥ 国民政府原定财政部常务次长郭秉文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会议前的技术专家讨论，但郭秉文忙于在伦敦处理1941年中英平准基金清算和协商新的中英借款事宜⑦，一时无法抽身赴美，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增派当时身在美国的蒋廷黻充任⑧，并指令郭参加随后的正式会议。从成员构成来看，这份代表名单体现了孔祥熙的主导作用，以财政部班底为主；大部分成员具有财经或外交方面的专长，整体上代表团的专业素质较高，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重视。国民政府草拟代表团名单后，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代表的组成有过一定的调整。根据会议结束后孔祥熙提交的代表团报告，实际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人员为：全权代表一名(孔祥熙)，顾问四名(前驻美大使胡适、行政院高等顾问张嘉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卫挺生)，代表八名(蒋廷黻、郭秉文、胡世泽、顾翊群、李国钦、席德懋、贝祖诒、宋子良)，主任秘书一名(冀朝鼎)，技术专员七名(童季龄、王元照、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李卓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和世界贸易公司主任秘书章植、谷春帆、胡文元、中央银行医务处处长阎振田)，技术顾问二名(杨格、财政部税务司顾问Carl Neprud)，秘书九名(陈延祚、张似岳、陈炳炎、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李炳瑞、驻美大使馆二等秘书游建文、世界贸易公司助理司库宋以忠、财政部驻美代表办公处秘书罗万森、驻美大使馆商务参赞办公处秘书刘大中、财政部驻美代表办公处秘书席与中)。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