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的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但是在一些国家，贫困率的降低并不与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成正比，中产阶层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甚至还有所下降。①中产阶层收入的增长落后于生活成本的增长，为了防止沦为低收入群体，只能拼命地工作，因此人们称之为“受挤压的中产阶层”。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传统的欧美国家，在部分后发展的威权国家也同样存在。 埃及的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遭受了一系列打击，随着2000年之后全面私有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埃及中产阶层“被挤压”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埃及的私有化改革促使商业精英与统治阶层结成联盟，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无论是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时期，还是萨达特的开放政策，都没有像穆巴拉克时期一样产生如此庞大的富裕阶层。②普通中产者难以获得发展资源，通过白手起家的方式进入上层社会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加上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腐败横行等因素，大量中产者沦为下层低收入者，另一部分中产阶层虽然不至于跌入下层社会，但是也面临着深刻的住房压力、结婚压力、教育压力以及医疗压力等。在经济条件恶化的同时，埃及严酷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加深了中产阶层的压力感知。埃及从1981年开始实行国家紧急状态法，赋予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足够的权力来压制抗议运动，监控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难以约束安全部门，这使得对普通埃及人民的随意关押和虐待成为惯常的事件。对公民的暴力行为不仅仅针对穷人和边缘群体，中产阶层也常常成为恐怖统治的对象。 中产阶层常常被看作是连接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纽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主体力量。那么在中产阶层被挤压的背景下，其在政治上是否会更倾向于抗争?在政体偏好上是否会更倾向于建立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本研究从阶层分析的角度来定义埃及的中产阶层，③阶层分析专注于对社会结构中观层次的研究，阶层的产生源自劳动分工关系中不同地位引发的不同社会资源在人群中的不均衡分配。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方式主要有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经济视角更加倾向于对个体经济能力的衡量，严格定义收入、消费或财富，而社会分层视角更偏向以职业和教育为基础的社会衡量方式。虽然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可以满足不同的研究需要，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综合性的概念来定义中产阶层。④从埃及的现实来看，单独从经济视角或者社会视角都无法合理地界定已经遭受严重“挤压”的中产阶层。因此，本文从收入、职业、教育这三大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出发来定义中产阶层，将其分为核心中产、半核心中产、边缘中产和底层。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对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观点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能够调节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第二类观点认为中产阶层可能扮演着社会“颠覆器”的角色，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者，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第三类观点提出“异化器”理论，中产阶层或成为法西斯主义狂热的追捧者或消极无为、政治疏离。⑤ 对于非民主国家而言，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最主要的争论集中于中产阶层究竟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还是国家的依附者。从现代化理论视角上看，中产阶层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其基本的解释逻辑常常被称之为“单线法”⑥，是一种宏观层面的解释模式。这种“单线法”的解释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逐渐壮大，有利于形成独立稳定的公民社会，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提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能力，有利于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发挥着对传统政权“颠覆器”的作用，最终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中产阶层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繁荣，中产阶层所认同的政治文化是作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中间机制。李普赛特、亨廷顿、格拉斯曼等学者是这一解释逻辑的典型代表。格拉斯曼认为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民主倾向，这种民主倾向的产生和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独立分散的私人领域密切相关。⑦亨廷顿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是城市反政府运动的主要源泉，中产阶层在政治观念上比蓝领工人更加激进和极端。⑧ 然而，中产阶层是民主化主要推动力量这一解释模式在许多后发展国家遭到挑战。后发展国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会经济环境。国内缺乏资本、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它们又处于较低层级。因此，后发展国家大多依靠国家干预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产阶层受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常常被认为是国家“催生”出来的，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在后发展国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产阶层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受益者，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容易成为国家的依附者，反而对民主持非常模糊甚至反对的态度。萧新煌在对亚太地区中产阶层的比较分析中发现，东亚中产阶层对国家有较强的依附性，追求安全稳定。中产阶层虽然支持民主，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少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⑨对印尼、韩国、泰国的中产阶层反政府抗争运动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特征，中层阶层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但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确定性和安全。他们对民主政体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表示怀疑，城市中产阶层对于民主的满意度甚至比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还要低，即使在某些亚太地区发生政治改革和宪法革新，但这并非是专制政权对中产阶层民主诉求的回应，民主并不是民众最主要的需求。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