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问题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艳,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李月军,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32

原文出处:
观察与思考

内容提要: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外来政治学概念的翻译引介。政治学概念的译介不仅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政治实践进步,还为中外政治学交流提供了平台。但同时译介及其本土化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译介差异导致概念使用混乱、本土化程度偏低、本土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等。要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准确介绍引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找准引入概念和中国现实需求的结合点。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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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学概念译介的基本情况与本土化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概念是对政治活动的规律性总结,它应当对政治现实及发展规律有解释力。然而纵观当今政治学概念,源自中国本土原创概念较少,而且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落后于发展的需要,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有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步于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翻译和阐释。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政治学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学名著和西方经典著作翻译及重译等。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了“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二十世纪文库”、“政治学丛书”、“汉译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系列”、“政治理论译丛”等译介系列。译介的繁荣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中国学者所用的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沿用于西方。政治学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以这种“输入”的方式进行的,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政治学者“言必称西方”。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界基本不讨论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凸显了中国政治学的不足——“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①。1995年,许纪霖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上发出“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的追问,指出“本土化,不仅指用西方的学理回应本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科学学理本身的本土化,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分析架构”②。

      2000年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大规模地讨论本土化建设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界以中国现实为基础,提出了“压力型体制”、“增量民主”、“差序政府信任”等一系列本土化的政治学概念。但是实现政治学本土化在该阶段还仅仅停留在讨论中。“有学者统计了2000-2004年CSSCI收录的政治学文献,分析发现:被引用文献的语种,中文占全部的55.3%,而外文文献加译文文献则占约45%,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约33%);在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中,不仅前5名全都是外文论文,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文论文,占比超过2/3。”③

      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发展应以该国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急剧变化为学界构建本土政治学话语奠定了实践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让中国政治发展有了“道路自信”,也给中国政治学概念本土化以“理论自信”。因此,主张“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并不是主张夜郎自大、闭门造车,而是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繁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全球化、风险社会、依附理论、社会资本、市民社会、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电子民主、共识民主、第三条道路、公域私域、法团主义、新制度主义、预算民主化、政府过程、政治文化、法治、治理、回应(责任)型政府等。国内政治学者在引进这些概念的同时,努力使之本土化,并创建新的政治学概念与术语。这些政治学概念不仅推动了政治学自身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实践发展与进步,同时,还为中外政治学交流、外交实践提供了共享性概念和话语。

      首先,增加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存量。政治学概念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是政治学研究与叙事的基本单元,我们不可能抛开概念来从事政治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引入的政治学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观念或思想,同时,它们的产生背景、演变过程及影响,都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又是对这些活动的归纳与提炼。因此,国内政治学者在翻译、使用这些政治学概念时,首先对这些概念的背景进行了梳理。另外,以政治学概念为主题的学术译丛相继出版,丰富了国内学术界的知识存量,既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最新知识与研究进展提供了基本索引,又为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以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为视角分析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就用译介的新权威主义概念解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社会发展,“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④。目前仍有学者在使用引入的“韧性权威主义”、“脆性权威主义”等概念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果说以译介引入的国外政治学概念为视角研究中国政治,仅仅是应用型的新进展,那么在应用过程中,学者们发现这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观察或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时,就不得不去创造更为适合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就是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比如有学者发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就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与特征。至少从起源上来看,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而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因此,当代中国呈现出来的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这与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二分法有重大区别。这类在吸收译介政治学概念基础上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体现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努力的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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