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04-0079-13 把文学理解为言语自为的社会活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的特殊意义须预先指出，即“言语自为”与“社会活动”。言语自为，不仅涉及语言学经常谈到的言语选择、组织与结构，而且，也涉及言语功能，这便进入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学科领域；文学，正是在言语自为中获得它之所以是文学而不是其他的根据。当把文学指认为社会活动时，创作中心论、文本中心论、接受中心论乃至语言中心论等，便都在各自中心的位置上失去了它们的设立重心，在它们相继“死去”之后复活，并且在彼此交汇与融合中为活动所属性化。这两个关键词使理论的文学研究及批评的文学阐释走出当下常见的观念与活动相割裂的尴尬境况，也使理论建构与批评获得更合于文学的指向与依凭。 一、言语他为与言语自为 语言的非实在性来自于语言所指，语言经由所指构入存在，并成为存在之所。语言所指在实践性的言语运用中获得面对事实的具体化，面对并指示事实，是言语之所为。 (一)言语所为的“为”之所在 “为”是一个富于能动性的概念，它因其巨大的能动性而成为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即儒家注重的自强进取的“为”与道家主张的由退而进的“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又包括何为、何所为与如何为，这涉及哲学所说的方法。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母题，也是西方哲学的母题。 从语言学角度说，晚近的西方语言学真理性地阐释了语言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尽管人类文明、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物质性实践的成果，即是说，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不是写出来与说出来的，而是物质性地做出来的，但就其历史过程而言，任何物质性实践又都是语言交流的实践并通过语言交流而实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语言不仅是人在世界中彼此交流的根据，而且就是世界的语言形态。对此，维特根斯坦在概述了思想与图像、与意义、与事实的一体性关系后，强调语言见于思想的意义。①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则在于强调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通过象征进行，象征又受引喻与转喻两种关系操纵，而这种操纵乃是在语言结构中实现的。②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中揭示语言与存在的密切关系，即“语言是存在的家”③。这三位在西方语言学建构中居代表性位置的学者，强调的都是语言之于世界的关系，他们所揭示的这一关系的实质在于语言因世界而在，语言在世界之维中成为世界的语言。即是说，从世界的语言交流而言，世界既是语言的目的，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与方法。而这就是语言的世界之为。语言的世界之为即语言为世界而为，这是一个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结构，在这一关系结构中，世界是语言所言说的东西，因此是语言的他者——尽管语言通过世界的他者之为使世界成为语言的世界，但这毕竟是语言他为的结果。就语言的本质而言，语言是他为的。 语言他为，通过语言之具体形态的言语的他为而实现——语言总是在对于世界的他为中，在向着世界的具体形态即构成世界的各种事实中具体化为言语，言语是语言对于世界具体的具体之用。语言作为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生成物，这是人类历史对于人类的馈赠。这一馈赠，并非封存在某一历史的时间点而固定不变，它随人们的历史活动而变，因此它是具有永久保鲜性的历史馈赠。语言对于任何时代的言语具体化而言，都是先在的整体规定，西方结构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把语言结构的这种无所不在的整体规定性用“隐蔽的上帝”予以象征。④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对于言语表述的先在规定性称为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彼此理解的前提。⑤由此说，言语所为的“为”之所在有两个方面，一是言语被语言所为，它必须在先在的语言规定性中安置自己，使自己在语言规定中被规定；二是言语在语言规定中所面对并指示的事实，言语必须在非言语的事实中安置自己，使自己被事实规定。言语的这两种被规定，都来自于言语之外，亦即两种所为是非言语的，因此都是言语的他为。 卡西尔通过英国精神病学家杰克逊的失语症及言语障碍研究提出“低级言语”和“高级言语”术语，他阐发说低级言语是被感叹地使用的，属于感情言语，它指向言说者的感情，并将之表现出来；高级言语则是陈述性的，“在陈述语言中，我们有一诸观念的客观连接，我们既有主语，又有谓语，还有二者的关系。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发现中，在对着固定不变性质的经验事物的世界的发现中，正是这种言语，即陈述言语成为人的首要思路。在这条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象世界，一个具有固定不变的性质的经验事物的世界”⑥。感情言语被言语者的感情规定，当情感袭来时，言语被情感所为；陈述言语则被所陈述的对象世界及经验事物的世界所规定。这里实际是谈到了三种言语他为，即言语的情感他为、言语的对象他为，以及言语的经验他为。卡西尔特别强调了经验事物世界的固定不变的性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唯有确定的经验可以提升为普遍性的经验，才能构成言语的经验他为；一是被经验他为的言语使经验得以固定。这是语言在不断变换花样的言语游戏中施为于言语的他为。 (二)日常言语、科技言语、理论言语的他为特征 卡西尔在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几乎被逻各斯的力量所压倒，因为他必须时时屈从这种力量，对他而言这是言语的能力和理性的能力。柏拉图又渐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含糊的能力，他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看到了这种能力的正当运用，即发现了对话逻辑这种哲学的真正方法；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诡辩派，这种能力在诡辩派那里不是用来探求真理，而是用来达到实用目的，于是，言语能力才成为他们手中“最危险的武器”⑦。卡西尔所发现的柏拉图这种揭示真理或追求实用的逻各斯力量，正是不可避脱的言语他为的力量。它发于语言的整体规定性——音、词、句、段、语法关系、逻辑关系，用于不同目的的对话交流。语言的对话交流以具体的言语方式进行，言语组合是目的性的，人们根据不同的交流目的——这目的可以是状况的表述、对象的指示、过程的传达、经验的交流、情感的抒发、真理的论证，运用即时的方式、对话的方式、演讲的方式、书写的方式，进行目的性言语的组合与交流。如格雷马斯所说：“我们所描写的意义结构在交流中表征，就是说它在人的感觉活动中自呈于前。交流汇集了其表征的必要条件。正是在交流活动或‘交流动程’中，内容重新找到了表达”⑧。即是说，交流即是言语的目的规定性、组合规定性、意蕴规定性、表达规定性，而且就是综合可见的言语交流本身。换句话说，交流就是言语的他为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