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发展变迁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于封闭的学术演进史空间中，而往往映射出社会自身的发展变迁规律。每当人类社会进入历史变革期，或是面临重大现实挑战时，都可能引发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激反应；相应的，特定社会科学研究导向与范式转变的实际价值，也只有经由对其致用效果的检验才可能真正体现出来。与草创期和重建期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学已经基本告别了规范性知识匮乏的恐慌。但中国理论的建构度与话语权同中国方案的实践成绩与理论需求间不均衡、不匹配的现实矛盾，又迫切需要推动理论发展追赶中国崛起的步伐，确立起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显而易见，当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业已超出了既有“普适规律”的解释范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单纯依托追随西方研究或西方化的研究①来发现确有价值的中国问题，更无法自圆其说和提供对策时，不得已而反求诸己，其实恰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在“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②里，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正越来越取决于广大中国学人能否系统反思此前长期依赖的“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的学习模式，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真正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当代挑战，进而在全球理论争鸣舞台上争得应有的话语权。 一、对“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学习模式的理性反思 我们并没有理由以“上帝视角”来简单批评和否定“拿来主义”的历史阶段，而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创新也绝不意味着要走向自我封闭、只满足于产出特殊“意见”的歧途。但同时，我们又应当承认，所谓历史性补课的内涵要远比“学习西方”或“走向世界”来得更加丰富。即便是最完美的“拿来主义”形态，也不意味着中国理论可以就此沿着“更世界(更西方)”的路径走向成熟，更不意味着仅凭西方前沿理论便能引导我们成功地解释-解决当代的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制度文明古国而言，政治思想和治理实践遗产不足并非是制约政治学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的，当代理论成果服务于当代实践的动力与条件不足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寻求成熟的西方方案，还是以对中国现象的解释来印证西方理论，抑或是对于西方理论前沿议题及其中国亚种的被动回应，都占用了中国政治学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使之无暇顾及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创新，从而也加剧了理论产出与实践需求相脱节的矛盾。具体而言，这种“追踪-回应”模式所对应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在于： (一)政治学热点议题设定的“追踪-回应”惯性 不可否认，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同时包含着西方局部经验与人类政治变迁的整体规律，加之其话语体系成熟度的积累优势和强势地位，西方政治学中的经典和前沿议题自然会成为后发国家学人研修跟踪的对象。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热点议题的变迁轨迹就在很大程度上映射着同期西方主流政治学界的关注点迁移。举例而言，“治理”议题从最初被引入中国学界，到治理概念成为一个高频词汇以及治理研究范式的泛用化，再到近年来其理论热度的相对衰减，几乎可以视为西方主流学界治理议题变迁轨迹的一个完整中国翻版③。而在这个“追踪国际前沿议题”的形式创新过程背后，治理概念的严谨与否、治理理念实指的清晰与否，乃至于中国语境下“治理转型”之于政治绩效评估的相关性等问题，反倒乏人问津。显然，这种“接轨心态”④下应运而生的追踪热潮，虽然不是全无意义，但其对政治学本土化和致用性时代要求的回应性较差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热点议题设定中“追踪-回应”惯性的表现还不仅限于引介-注释-比附-套用的形式：比如，围绕着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内涵为何，以及其在民主制度安排方面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一批中国政治学界的精英曾展开过空前激烈的论战⑤，然而，当论战热潮逐渐消退之后，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相较于其造成的共识撕裂，“普世价值之争”给中国政治学界带来的整体“知识增量”⑥其实相当有限。因为，即便是基于“反普世论”者的立场，被动应战的结果也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固化了其对立面所预设的伪“常识”——比如“强调中国国情等于宣扬中国例外论/特殊论”、“自由民主价值实质上就等于普世价值”，等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本土性议题的自觉和能力才显得尤为重要。 (二)政治学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的“套用-模仿”惯性 由于问题意识的形成方式往往深刻塑造着破题-释题-解题的思路，议题设定自主性的缺失，也必然会影响到原创性概念或研究范式的产生。实践证明，对于中国政治实践在进入“理论无人区”后的经验，中国学界在通过学理化、概念化、体系化升华，使其超越“对一时、一地、一事认识的逻辑自洽”的层次而兼具“普遍意义”方面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例而言，如果说“中国模式”议题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这一事实，还多少包含着西方理论界进行局部反思的意味，算不得中国学人后知后觉的明证⑧；那么，在后续的议题讨论中，一些中国本土研究仍然难以跳出由西方学者所设定的“北京共识”或“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大概就确实称得上是一种遗憾了⑨。总之，“那些表面看来最符合西方学科理路的中国经验研究虽然论证形式规整，但总有言尽意难尽的隔靴搔痒之感。”⑩而其所依托的西方概念和西方范式本身，也未必在更准确合理地解释中国问题方面有能力取得更大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