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6）01—0048—04 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当口，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是最突出的特征。其中，社会弱势群体更成为社会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发挥及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应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 一、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与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现状分析 社会弱势群体是在社会公平与公正方面处于弱势、在自己正当权利与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是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等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处在转型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固然与历史上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政治、经济格局未能完全消除有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项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政策没能很好贯彻等都是重要原因。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化发展异常迅速，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体性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弱势群体的重要部分。据最新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已有农村剩余劳动力2.3亿，加上大量城市下岗、 失业人员以及社会上的无业游民，这些人在市场化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市场机制的侵害，不断被推进社会弱势群体的行列，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沉重负荷，有的甚至构成社会安全稳定的隐患，成为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他们无疑应该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倍加关注的对象。 对于弱势群体问题，众多专家学者早已开始了调查研究。他们对当今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分层的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边缘群体的探讨分析、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形态变迁的研究、对社会政策和国家保障制度体系的研究分析等，反映了寻求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紧迫性。在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已经和正在寻求各种途径，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拓展就业渠道、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格局等举措，打造社会安全网。但是，这只是自上而下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它是社会政治系统自上而下的利益维护，是避免因紧张的社会张力而带来社会政治秩序的失调和紊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性举措。尽管我们的配套政策制定了不少，相关制度也出台了很多，但社会弱势化仍在加深，社会内部的安全隐患形势依然严峻。笔者认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是核心症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政策可能变形，执行不会有力，机制可能扭曲，机构形同虚置，腐败依旧盛行，“具体表现为下层市民的利益诉求无从上达，政府官员对市民不承担利益责任，以及执政党政治决策与下层利益诉求分离、国家对各阶层的利益配置严重失衡等这样一些情况。”[1] 其结果是强势群体更强，弱势群体更弱，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继续紧张，仇富心态进一步恶化，在信访、投诉、舆论监督等诉求渠道受阻甚至表达无望的情况下，抗议或暴力冲突等非常态的政治参与方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已经屡见不鲜。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受阻。 1、利益表达渠道的政策性阻塞。政策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众的利益， 社会政策是谋求群众利益最为重要的手段。政策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的基本过程。一般来讲，政策研究、政策制定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问题多数出现在政策执行环节上。一个好的政策由于执行错误、执行不力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出现“好经被和尚念歪”的现象，损害了群众利益，使本来自下而上的依据民间、来源于基层的客观科学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在自上而下的返回途中，因政策执行这个环节出现问题而受阻，形成了民众利益表达渠道的政策性阻塞。原因在于政策执行是公共权力行为，政府及其官员掌握着公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政府的自制性行为和官员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阻碍着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断了体现利益的政策循环渠道。一个对某部门43名科处级领导干部不记名形式的调查统计，76％的人承认在具体工作中不务实，100％的人认为在机关工作部门中存在不务实现象。不务实表现为不讲真话、弄虚作假、事务主义、形式主义，这已成为中国各级官员的最大病灶。[2](p89—91) 这种政策执行不力、政策失效、政策执行渠道被阻滞的直接后果是政策性的利益不能够被送达。 2、利益表达渠道的体制性断裂。虽然人类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人们对于政治体制上的官僚制有了肯定性的认识，把公共行政官僚制和公共管理官僚制作为当今政府政治的主流形态，但在我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封建专制官僚制和计划行政官僚制的余威犹存。计划行政官僚制的主要特征是在管理上形成的自上而下的超强化的管理模式：在权力来源上，基层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国家或上级领导部门。这样，“在制度框架内，农民没有直接制约地方权力的机制，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上层政府机构的重视和解决。”[3](p112) 而政治制度的设置又造成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地方百姓的利益负责。这种只有自上而下的管理而缺乏自下而上监督的机制，正是造成下层民众利益表达渠道体制性断裂的根本原因。下层民众利益诉求如果没有得到正常的表达，应该有一种约束的力量推动这种表达，中国的政治实践表明，这种约束的机制是缺失的。这种利益表达渠道的体制性断裂的结果必然造成官员们对市民（农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负责任。政府问责制的推行只是部分衔接中断了的链环，只是某种程度上遏制一些利益不被表达的社会现象，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上访已经成为表达不满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中国正在形成庞大的贫困层，与此同时中国的权力财富阶层与下层社会的结构性断裂正渐渐形成。”[1] 这不能不引起执政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