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主要讨论政治理论中概念的历史和创新。我认为概念的历史是研究概念创新主体的恰当方法。当伽达默尔提出阐释学作为他解释理论或传统的方法时，他的主要贡献是阐明了语言如何与历史相联系。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政治理论史的英国学派，如Q.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在更注重分析的框架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政治解释学。斯金纳等人对文本的表述行为感兴趣，认为我们需要通过揭示理论与作者所处时代的关注和问题如何质疑两者，并建立两者之间的对话来交互地对待文本的表述行为。这就需要构建现在与过去的共同边界。其结果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让古代的作者可被看作好像他们通过解释他们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和回答而正在阐述观点。但这遭到了批评，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实际上向我们提供了他们自己理解作者和概念的具体方式。斯金纳认为，重要的是把来自作者的所谓概念与其信仰联系起来。但斯金纳认为，如果“我们的信仰与我们正试图考察的信仰之间”没有相当的重合，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①结果，这些不同的解释(在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边界融合)并不能完全避免遭到同样的指责，因为这些理论家会反过来反对更为正统的历史学家，仿佛自己的解释来自其他地方。斯金纳认为，作者与其信仰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从事在其历史背景中解释具体文本的历史任务时才重要。但是，正如斯金纳所指出的，最终的目标是“获得一种视角，从中能以一种较为自我批判的方式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扩展我们现在的视域，而不是增加地方偏见。”②与对待作者及其信仰和过去的传统方式不同的是，概念的历史关注于构建概念及其历史经验与使用者如何通过语义网络表达概念的运用之间构联系。于是，概念历史因其概念谱系的重建而实际上成为理解政治理论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因此，我认为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概念构建过程是政治行为主体试图把宗教语义学定义从政治语义学定义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及所谓的概念“世俗化”，它理论化相关于政治理论中的崭新性以及伴随启蒙运动而来的新概念。概念创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政治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论主题是世俗化问题，因为社会行为主体以这种方式构想创立新政治词汇的需要。不同的理论家对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进行了理论说明。 本文的目标是要揭示政治理论以及它们与宗教的关系是如何能被设想为从一个领域转变到另一个领域的不同模式，或者被设想为正经历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个形态的概念，或者概念如何能够被塑造为创新。本文中，我将仅关注H.阿伦特(Hannah Arendt)、R.科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和哈贝马斯关于概念创新的著作和论述。这三位作者使用了概念历史的方法来阐释具体概念(如民主、国家、革命、解放)形成中的转换、变形和创新，这将使我能够强调政治表达固有的历史进程所引入的各种创新。这一概念历史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概念创新感兴趣的哲学家们。捕捉到这些变化第一个迹象的是康德，他坚持修改神学上的时间概念(作为一个神授计划)来满足固有的时间标准，这样，时间影响了整个概念的语言谱系，改变了整个政治词汇。 作为政治谱系的概念史 我将关注当代历史哲学家，科斯莱克如何用概念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概念构建和转换的语义学理论。我将揭示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受到阿伦特著作的启发或影响，尽管他们在政治含义的目标上存在巨大分歧。本部分的目标是考察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转换动力如何体现了政治行为主体在宗教与政治之间语义学关系上的转变。的确，各种关于世俗化意义的理论关系总是与政治行为有关，正是借助于历史哲学家科斯莱克，以及阿伦特的谱系分析和概念区分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揭示政治理论的概念构建过程并不是单纯的语义转换过程，因为它还包含了转换和创新的技巧。③ 众所周知，阿伦特使用了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即政治词汇含义的变化可见于其历史重构的词汇中。她是如此关注于构建概念的权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试图在革命与暴力、武力与权力、工作与劳动之间引入创新性的概念区分。的确，她非常明白，含义的语义层次并不仅是历史的和有背景的，而且还以界定和设计政治图景为目标。为了解释政治概念构建谱系为何十分重要，我们首先需要关注我所言的语义界定的层次。 科斯莱克认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概念，一个社会就不会存在。社会中最重要的概念谱系就是政治概念谱系，因为它们与行动领域密切相关。根据科斯莱克的理论，我们的概念是建立在政治制度之上的，但是它们比成为语言共同体的一部分更为复杂。而且，社会与其概念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这些张力包括概念语义学的构建或转换，以及来自政治行为主体、并与其经历相关的新期望。于是，我对概念构建历史的关注就与这些概念如何具有“携带能力”相关。④这种携带能力可以理解为，一个概念必须具有足够的模糊性以描述通过新方式所揭示的不同含义，其中社会和政治行为主体把他们的期望与经历相关联。概念的全部能力在其持久性、以及与其他概念所产生的具体关系中体现，这些概念最初依赖于此，并且能够揭示与最初概念相联系的引申含义。说明这种“携带能力”含义的一种方式可见于“民主”概念的历史。 民主的概念：从描述性概念到转换的政治领域 当民主的概念最初出现于希腊城邦中时，它是用来描述涉及程序和规则的潜在法治形式。但是，这一概念在18世纪使自身实现了现代化，界定了新的横向组织形式，包含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及其社会结果：“法治的实施以及平等原则的出现改变了旧有的含义”⑤。一旦这一概念成为了政治行为主体的期望，并重新界定了理解民主一词的更为平等的方式，那么民主与“平等”一词的联系就成为核心。民主概念进一步的改变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的新经历中。当这一概念被构建时，概念的模糊性并不容易被描述。相反，只有我们能够重构产生于具体背景的历史变化和运用时，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语义学的历史混合和对深层次的概念附属含义的强调。例如，我们并不容易理解P.罗萨瓦隆(Pierre Ronsavallon)是如何列举某些附属于这些经历和其概念运用转变的模糊性(他称之为概念的问题和困惑)。他认为，民主的现代概念首先与“人民”的概念相联系，当这一概念从其最初的运用开始演变时，这一模糊的概念揭示了各种并不明显的含义。只有在被视为民主新含义的相关核心——“代表”概念出现后，人民是谁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政治行为主体必须界定“人民”时，他们意识到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他们新期望的目标是更为包容的民主)。E.拉克劳(Ernesto Laclau)探讨了这一问题。拉克劳认为，带来普遍含义的语义学的出现“传递到这一链条的其他环节，于是在他们自己所要求的团体忠诚与他们在该链条中的铭文所给予的大众含义之间出现了分裂”，结果这一链条使这一概念成为“空洞的表达”⑥，从未能实现。对于S.内斯特罗姆(Sofi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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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来说，民主的内涵与其外延之间的鸿沟仅仅表明了“完全合法的人民的确不可能存在，”但她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由于“合法的标准让人民陷入永久的争论”，那么“其力量就在那里”。⑦因此，她的分析就让我们能够说明当民主概念的含义成为激进转变的体现时，附属于民主概念的历史偶然性是如何获得了规范性：“人民是各种历史力量——过去的‘同意’、合法性的‘追溯’过程、‘民主的重述’或历史‘讲述’——形成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民主从其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中解放出来，确认民主是一个”有关社会融入新诉求的“未完成的进行时过程。”⑧南希·弗雷泽也曾表达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类似观点。⑨因此，界定成员已成为我们全球化时代最政治化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