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 方克立 2013年李振宏教授介绍和评述“王权主义学派”的文章①在学界影响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又推出了该学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它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种旗帜鲜明的观点，在客观上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刘泽华学派”的说法，记得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沿用了陈明和《原道》派在辩论中对对方的称呼。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做了这样一个论断：“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之争”②。关于陈明和《原道》的文化史观，我在1995年一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有所说明③。 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工作过21年，与刘泽华教授是老朋友。我们合作写过文章，在工作上也互相支持。哲学系申请中国哲学博士点的时候，加上温公颐老前辈也不够三个教授，还是请刘泽华教授加盟才拿到了这个博士点。我们分别在两个系带的研究生也互相选听课程。 刘泽华教授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在这个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学识渊博，思想深刻，著述丰富。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在这部九卷本《通史》之前，他带领学术团队还出版过一部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④，早已是该学科最有影响的大家之一。按照现在的学科建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刘泽华开始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整个政治学学科都被取消了，他是在历史系，而且以后一直在历史系。他治学的特点是主要运用历史的方法，以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从古人的论述中归纳出当时人的政治思想，并且善于将其上升到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高度，而不是用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驾驭、分析和建构占人的政治思想。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写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面貌是不一样的，对此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刘泽华说他的研究进路和有关著述可能让人觉得比较“土气”⑤，但是它也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更加“朴实”和更富于原创性，所谓“土气”也就是更“接地气”。带着“土气”的著作是不是一定比现代性的、“洋气”的著作水平差呢?并不见得。 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这部《通史》的第一卷“综论卷”，感到相当震撼。多卷本通史著作过去也看到过一些，一般都是在第一卷的前面有一篇全书“绪论”或“导论”，阐明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发展阶段、学科特点和研究方法，短的一两万字，长的四五万字。我没有想到刘泽华主编的这部《通史》的“综论卷”竟长达八十万字，除了阐明研究对象和方法外，还把作者对该学科基本内容的理解与把握，比如各个时代普遍性的一些政治观念和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提纲挈领的交代。这部著作吸取和借鉴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眼界、方法、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并不局限于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进历程做史的梳理，而且还特别重视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强调社会形态的“三分法”和历史阶段论，以及“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方法，注重对观念制度化和制度观念化、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研究，注重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问题的研究，注重对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的研究，在注重对精英和经典文本的政治思想研究之同时，也注意探讨社会普遍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另外还注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研究，对政治信仰和政治宗教的研究，等等。总之，从“综论卷”可以看到这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绝不比一般同类著作差，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九卷本《通史》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目前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 刘泽华主编的这部九卷本《通史》，不仅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旗帜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起学界和世人的注意，这也是人们称其为“王权主义学派”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刘泽华在长期教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政治权力支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等级的人，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必然导向君主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具有以“阴阳组合结构”来支持君权的绝对性，又用仁政、德治、王道、民本、均平、尚贤、变革等理论来对君权作限制、调节、缓冲、缘饰的特点等认识，这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解释体系，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思想史观。其中特别是发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的“阴阳组合结构”，或者说刚柔、君臣、主辅结构，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既突出了王权主义这个核心和主题，又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中有合理的思想内容，有民主性的精华，不过不能脱离开其整体结构来抽象议论，抽象继承，而是要把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王权主义的束缚中解构出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做到像习近平同志讲的“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或者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九卷本《通史》就是认真贯彻了这种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分析态度，所以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帽子扣在“王权主义学派”头上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在迎接这部大著出版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项深刻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的研究成果，与时下“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声浪甚高的文化氛围是不太协调的。十年前“刘泽华学派”与大陆新儒家就有过一场论战，“王权主义学派”今天如此高调出场，拿出了这样规模的大部头，很可能又会遭到尊孔崇儒、“复古更化派”的批评，甚至面临着一场新的论战。我想这个学术群体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通史》最后两卷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就是要走出王权主义，走出中世纪，而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回归“天王合一”、“圣王合一”的王权主义，回归儒学作为“王官学”的时代，回到中世纪，所以思想分歧和论争是难以避免的。出版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表明我们勇于承担这一份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