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5)01-0111-09 一、问题的提出:现存的解释模式及其不足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对于政治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也会出现差异,其结果也自然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但是,在另一些国家中,如中国、前苏联等,却在一定的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现代化范式。杨光斌教授将这种范式归纳为“政党中心主义”①。在西方学界,许多学者将“政党中心主义”视为政治现代化范式中的“异类”。那么,一个明显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有些国家并没有按照典范逻辑过渡到民主政治,而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特殊模式。 在这一问题上,当前学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传统延续论。将各国政治传统视为传统力量的作用一直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学界就习惯性地将东方世界理解为“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Karl Wittfogel)更是将“东方专制主义”的逻辑系统化②。这种解释将专制主义作为东方世界政治发展中不可回避的内在基因。许多学者将这种解释模式运用于苏联、中国等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中,认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模式带有明显的传统专制色彩。盖达尔
在《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依然将解体前的苏联理解为一种带有专制性质的帝国③。白鲁恂(Lucian Pye)在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认为中国人在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还会采用传统的等级权威结构④。布莱克(C.E.Black)从殖民化的角度认为,许多传统政府因为完全受到国外的殖民化,从而能在实质性地延续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开展现代化⑤。 第二,革命需要论。另一种有力的解释是将政党中心主义的根源理解为革命时期的特定需要。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分析俄国革命时就指出,为了应对特定的革命需要,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许多非常手段“消减并最终清除孟什维克与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更为直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是革命的产物⑦,并认为,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孕育一种新政体的政治媒介才在一个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中产生”⑧。 第三,苏联影响论。不少研究共产主义发展的学者也将苏联模式的影响理解为政党中心主义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部分学者而言,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示范作用,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形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观点也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解释而盛行。 第四,发展中情形论。学界也不乏将政党中心主义与特定的发展阶段,即发展中的特定情形联系在一起。如约翰·考茨基(John H.Kautsky)就论证,“共产主义一种不发达现象”,它是在不发达条件下,传统的党的革命型精英运用意识形态、强制与群众性运动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管理专家”型精英将会取代传统的革命型精英。在这个过程中,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运动共同具有许多特征”。⑨,亨廷顿(Sammul Huntington)等也从发展中国家社会分野的角度提出,“一党制既可能是社会分野的产物,也有可能是社会分野中一方压过另一方的结果”⑩。 虽然,这四种解释模式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政党中心主义的起源,但是,四种模式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前三种解释模式都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中心主义道路是在某种目的的推动下“建构”出来,而是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发展中情形论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性条件与结构要素在政党中心主义形成中的作用,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论”、“自由民主终结”等的阴影,从而在许多地方片面地理解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成逻辑。可以说,目前的文献还没有将政党中心主义置于整体性的政治生态格局中进行考量与分析,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判断。 那么,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中心主义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本文从政治生态层面入手,将政党中心主义所处的政治生态置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谱系中,从而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模式。在这些基础上,运用比较历史方法,对俄国、中国、法国三个国家所经历的“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片断进行剖析,为理论层面的思考提供一种有效的检验与支撑。 二、在自由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涵是政党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果将政党中心主义置于多元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中分析,会发现,政党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既区别于自由民主主义,也不同于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