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持续了20年，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远远超出了旧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目前已经发展到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直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论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正负效应的看法如何分歧，中国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被排除在此进程之外，回到闭关锁国的过去。 然而，仔细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现状，便可发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隐患，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经济体制本身，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让我们对此略作分析。 第一，目前我国的经济虽然已经相当程度地市场化了，但还远未摆脱大量由政府参与的垄断性或半垄断性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得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政府机构同时也可能成为经济大饼的分割者和利益牵涉者。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在表面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但由于其管理者仍然属于政府机构，因而仍未摆脱政府垄断性的管理方式。以民用航空为例，尽管各地在近几年里分成了若干个表面上独立的公司进行自由竞争，但在实际上各公司连票价的定价权和开辟线路的权力都没有，仍然由中国民航以高度垄断性的行政行为进行管制。所以才出现严禁机票打折、否则便以停止飞行相处罚等类违背市场规律的垄断性政府行为。在真正市场经济下的民用航空只能由各公司按契约方式加入的航空协会来进行协调，政府管理局主要从事安全方面的检查监督和技术指导或协调，而不是介入各公司，负责细致入微的定价。 还可以举电话、无线电话、邮政、电力等众多以前由政府垄断而今天也试图放开的行业作为例子。其中一部分属于自然垄断，如电力、供水、煤气公司，另一部分属于一两个国有的大股东投资者介入的寡头垄断方式，如无线电话公司，政府本可以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将其打碎（如今天美国司法部对软件业巨头微软公司所采取的行动那样），但由于一些政府部门或其代表本身就是大股东，故几乎难以相信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其寡头垄断方式，我们看到的这些行业的大量高额收费（如手机的双向收费）和超额利润率实际上不利于市场化和良性竞争的形成。 第二，众多准政府机构又是大量资源的消费者，常识告诉我们，不以竞争而以垄断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不可能是高效率的，而只会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广义的政府机构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又是经济活动的投资者和利益收获者，这就很难避免围绕政府机构产生大量的寻租活动，即通过暗中贿赂官员来获取一己之私利，这是滋生腐败的体制根源，也是政府机构精简相当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庞大的政府机构人员臃肿与增长相当快的消费方式必然为社会制造巨大的经济负担，造成大量违规收费，民间的负担沉重。这就使得民间投资的游资和动力不足，自然会放缓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也使得精简政府机构不只是一般行政改革，而且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大量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决策不是靠对市场回报率的理性判断，而是非经济行为。投资决策凭负责首长的“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进行，心血来潮而不顾客观规律，随意上大项目，盲目建立开发区、建大市场，劳民伤财而收获甚微。各地大量的“首长工程”耗资巨大，但政出多门，缺乏稳定性，加上公共工程的监督不力，腐败现象难禁绝，导致了一批劣质的豆腐渣工程。银行贷款深受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也产生了一定比例的坏帐。反之，那些没有深层政治关系、但经营管理业绩好的中小企业家贷款无门，难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第四，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生产不景气，表面原因是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因而开工不足，但深层原因则是经营管理不善，领导班子缺乏活力、创造性和朝气。面对大批下岗工人，频繁变换的厂长经理们照样维持高消费，买高级住宅，出入于星级宾馆，过纸醉金迷的日子。一种被泡沫化的所有制在缺乏真正民主监督的条件下表现为这种令人心寒的经济形式，导致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的暗中私有化和外流。尽管不是所有的厂长经理都如此，但一定比例问题的存在已经威胁到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及其雇员的命运。 在今日之中国，所有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人以为按照既定的方式仅在经济领域内继续变革，也有人把希望寄托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更多外国经济力量介入，以扩大中国经济的竞争性，降低垄断程度，促进优胜劣汰。不错，让外国资本进入像无线电话通讯的领域，以打破目前的少数寡头垄断，的确会产生一些效果。但这种冲击毕竟是外在的，如果不进行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减轻民间经济负担，使政府真正退出经济利益分摊者的角色，那么，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仍会成为问题。同样，在微观层面，如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缺乏对其管理层严密高效的监督，包括严格的任免、业绩审查和奖惩制度，克服裙带风或任人唯亲，则国有领域的经济效率同样难以出现较大的全面性的突破。而监督政府部门本身，使之真正清廉、高效、公正、透明，使经济决策理性化、科学化、公开化，更成为当务之急。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索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反面例子。此次危机中断了经济数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进程，让世人重新反思东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危机的外在原因只是表象，其内在根源则在于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进行深层结构的根本改造。东亚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而存在着国度和民族的差别，但其共性的因素包括官本位、宗法或等级观念，缺乏普遍权利意识和公正透明的经济秩序。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结构相结合，产生了特殊的东亚政治文化，如政府官僚对经济的主观随意干涉，滋长了严重的政治腐败、泡沫经济和金融无序。政治上的准家族统治、虚假民主和官商结合，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的契机下充分暴露出其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作用。团体导向曾经促进过东亚的现代化，但其负面因素如今也充分显现出来。当然，不能通过一次金融危机而将东亚文化的优点全部抹杀，而且今天受到危机打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复苏的过程中，但这些都不能证明东亚社会可以不必进一步改造那些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文化因素而继续取得高速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