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和理查德·罗蒂处于许多冲突的中心，如果极端些说，他们的著作的意义在于削弱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这一点并不那么令人吃惊。由此，也难怪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一直受到传统的哲学家的谴责。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的著作发挥重要的影响，实际上，这些著作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他们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一种基础主义的哲学观念，这使他们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启蒙运动的合法性相关的问题的论争中站到同一阵营中来。 德里达和罗蒂在反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代民主之间存在必要的联系以及议会民主代表了揭示与普遍主义形式的法律和道德的出现相联系的理性的一个环节的观点。他们都否认一个阿基米德点——比如理性——的可能性，这个阿基米德点能够确保一种论证模式的可能性，而这种论证模式将会超越它的特定的阐述条件。 然而，他们对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没有阻止他们强烈地为启蒙运动的政治方面即民主的规划方面作辩护。他们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理论上的。他们与哈贝马斯一样卷入到民主政治问题之中，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民主不需要哲学根基，而且民主制度并不是通过合理性的基础而被制定得很安全。 强调在德里达和罗蒂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存在并未阻止他们对双方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差异的认可。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还是应该正视在他们之间进行的一场内容丰富的对话，其目的是要探究德里达的解构和罗蒂的实用主义的方式如何有助于详细阐述一种关于民主的非基础主义的思想。这种观点是要审视他们的趋同观和他们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中的分歧，并讨论他们的洞察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邀请了另外两位理论家，他们帮助沿着略有不同的路线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他以使列维纳斯式（Levinasian）地向其他伦理经验开放的方式对它作了补充；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他建议把解构与霸权的逻辑联结起来。 解构与政治 首先，我们必须明察解构和政治的关系。对这件事不能想当然，而且它也确实包含了交易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尽管罗蒂庆贺德里达作为一个闻名全球的讥讽家的重要性，但他从来都没承认过德里达的著作的政治意义。根据他在《偶然性、讥讽和一致性》一书中对“私人讥讽家”和“公众的自由式者”的区分，德里达可以被视为一个“私人讥讽家”。他的著作没有公众的效果，对自由社会中的政治生活也没有什么帮助。 西蒙·克里奇利对此持反对意见。他宣称不要顾及到解构的伦理含义。根据克里奇利的观点，德里达应当被视为一个公众思想家，而他的著作，因其越来越多地关注正义和责任，有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意义。的确，德里达的“正义”概念作为一种不可决定之物的“经验”①，不能在公共领域进行案例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对政治问题没有什么作用。正是罗蒂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过分僵硬的区分使他对这两个领域间相互交织的复杂性视而不见，而这导致他拒绝尝试用社会正义问题详细阐述对个体自主性的要求。 欧内斯特·拉克劳在关于解构的两个维度即不可判定性和决策的政治关联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认为，解构的核心议题是政治分歧的社会产品。解构通过展示社会上众多领域结构中的不可判定性来揭示整个社会的偶然性，以那种方式拓宽政治制度的领域。所以，它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的逻辑。它尽管与许多政治策略相一致，但尤其对民主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允许这些理论的一些趋势和观点走极端。对拉克劳而言，不可判定性和决策构成了使一个政治的社会成为可能的张力。然而，他提出，为了产生出它的所有的政治结果，解构要求一种霸权理论，即一种在一个未决定的领域中的决策理论。只有霸权才有助于把在结构的不可判定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差距理论化。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 与罗蒂对实用主义的解释相关联，被讨论的问题不是它与政治问题的相关性，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而是它所促进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和社会工程的渐进形式。如果坚持认为有必要使私人的和公共的领域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并且如果只是根据实用主义的和短期的妥协来设想政治学，是否会遗忘民主观的一个重要维度？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能够公正地对待斗争的多样性吗？这些斗争要求一种激进的对待民主理想的形式。 克里奇利反对罗蒂的下述观点，即罗蒂认为，无法使公共的和私人的领域联合起来，或者相互达成和解，因而我们必须就这样一个事实达成妥协即我们有两个不可达成和解的关键用语，这两个用语一个是在哪里要求自我创造和自主统治，另一个是在哪里统治是共同体的要求。当罗蒂宣布，这些不同的用语在两个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游戏中发挥功能时，而且混淆它们的应用领域是危险的时，它就剥夺了我们由公共的讥讽家们如尼采和福柯等所开启的丰富的批判潜能。另外，克里奇利感到很好奇的是，这样一种在讥讽家和自由主义者那里对自我的区分，是不是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