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阐释学的关注，已逐渐摆脱了早期的译介状态，‘转向对自身阐释理论的重建。2017年，张江发表《“阐”“诠”辨》一文。该文以字义辨析为切入点，从本体论的高度为中国阐释学的体系建设规划了方向。如其所言：“中国阐释学何以构建，起点与路径在哪里，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功能与价值如何实现，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张江，2017年，第12页)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同上)。这一论断对中国阐释学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研究路径给予了清晰昭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建设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建基于对民族自身传统的理解，即张江所讲的“中国话语”问题。那么，中国传统的经典阐释有无自己的话语？如果有，它又是以什么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寻，必须重新返回到中国传统思维的独特性上。按照王树人的讲法，与西方概念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思维，表现为以‘象’为核心，从而围绕‘象’来展开。这在《周易》中的表现最为典型。”(王树人，第8页)据此看中国古典阐释学，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图像优先原则，而河图洛书则被视为一切图像的本源。这也提示人们，由张江提出的“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的中国当代阐释学建设路径，与中国传统有着重大不同，即它不是“由概念起”，而是“由图式(图像)起”。下面，笔者将以此为背景，探讨“河图洛书”以及由此衍生的卦象理论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影响，并借此为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反思的历史案例。 一、“河图洛书”阐释模式的建构 在传世文献中，中国先秦时期留存下来的关于河图洛书的史料均是片断性的。如《尚书·顾命》提到周成王葬礼上的宫殿布置：“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提到孔子的话：“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传·系辞上》也讲：“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些文献虽然支离破碎，但连缀在一起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释义链条，即《尚书·顾命》中提到的河图，极可能是黄河滩涂地带捡拾的玉石，但它在当时人的想象中却被赋予了神性，成为天命或神启的暗示物。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将“河不出图”视为被神灵抛弃的预兆，所以陷入深深的绝望。以此为背景，“河出图，洛出书”，即河中玉石的纹理和龟背的裂纹被赋予了人文肇始的意义，人间圣哲正是通过对其纹样的摹拟，将天文接引为人文，河图洛书由此也就成了中国文明的神性和自然起源。它作为神赐的圣典，具有为后世一切经典立法的意义。或者说，它以它的本源性而获得本体价值，成为张江所讲的中国诠释史上的“前置模式”①。 河图洛书真正被确立为中国文明的历史本源和前置模式，始于西汉。此前，对这一本源的追溯一般停滞在伏羲时代。如《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换言之，在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人(圣王)创观念要远比神赐观念更具主导性。但自西汉始，《易传·系辞上》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的神意被发挥出来。如孔安国讲：“圣人受命，则河出图，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史记集解·孔子世家》)此后，扬雄《覈灵赋》讲：“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全汉赋评注》，第414页)又按《汉书·五行志》所记：“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到东汉时期，这种神赐观念则成为纵贯朝野的共识性判断。如《白虎通德论·封禅》：“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王充《论衡·雷虚》：“图出于河，书出于洛。河图、洛书，天地所为，人读知之。”郑玄《六艺论》：“河图洛书，皆天地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均是将作为神赐或自然生成的河图洛书置于伏羲作卦之前。由此形成的解释序列是：河图洛书是本源性的，然后是“继天而王”的伏羲仿照河图作卦，再然后是夏禹比照洛书创作《洪范》。在这一序列中，河图洛书无疑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原初范本，伏羲、夏禹则是后起的领受者、摹仿者或阐释者，至于孔子编订六经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传、注、疏，则不过是对摹仿的再摹仿、诠释的再诠释罢了。 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没有人会相信文明的神赐论，所谓河图洛书也只能被斥为妄言。但是现代学者介入历史研究必须区分两种真实：一种是历史的真实，一种是观念的真实。换言之，河图洛书虽然缺乏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如果被一个时代的人信以为真，那么它就在观念层面拥有了真实性。由此形成的对经典起源的认识和解释实践，则在效果层面形成了中国解释学的真历史。从历史看，中国文明早期散碎的神赐观念之所以会在西汉时期被发扬出来，应与当时阴阳五行观念的广泛流行密不可分。董仲舒“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进而以“阴阳消息”作为神启的预兆，则是其直接的理论动因。也就是说，这种天命观念盛行的时代氛围和理论响应，使汉代儒家敏锐抓住了先秦儒学中的只言片语，重建了中国文明的原始意象。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种新解释起点的建立明显是对先秦文献过度诠释的结果，但也证明了任何解释总是通过植入创造实现历史重建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