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8)02-0042-13 教育研究如何介入并影响学校改革是长期困扰美国教育学者的难题之一，教育研究与学校改革之间的关系也是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从现有文献看，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教育思想家尤其是进步主义教育家对学校改革实践的影响，少有研究关注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系列理智活动或知识体系对学校改革的影响。纵观美国教育研究的历史，20世纪前30年是美国教育研究最为耀眼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学学者和学校管理者对教育研究的热情都极为高涨，学校系统与教育研究者之间形成了友善的合作关系，大学教育研究者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参与学校改革，城市学校督学在职业化过程中积极推动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所推崇的测量、统计、调查数据成为学校管理者理性决策的依据。1910年后，教育研究机构逐渐遍及城市学校系统和大学。这一时期教育研究者和学校督学对教育科学研究极为乐观，普遍相信所有重要的教育问题都可以经由研究者的介入迅速得以解决。在此基础上，教育研究与学校改革之间形成了新的对话互动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成为美国教育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的制度环境，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研究者介入学校改革的方式。基于此，本文尝试去分析学术职业化初始时期教育研究介入并影响学校改革的过程，探究教育研究介入学校改革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20世纪初教育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以桑代克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育研究取向成为主导美国教育研究路向的主流范式。[1]科学主义教育研究采用定量统计方法，在城市学校管理、智力测试、学校调查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实证调查研究，并通过教育学术共同体的代际传递累积了大量教育知识。科学主义教育研究者借助于对学校督学的职业化训练主导了美国城市学校系统的改革与重组。从这个角度看，督学不仅仅是追踪美国教育理论研究传统、教育科学知识生产及其扩散等问题的切入点，也是深入挖掘美国城市学校改革的关键人物和阶层。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科学主义教育研究传统与督学职业化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挖掘教育科学知识向教育实践扩散的社会过程，以审视教育研究对美国城市学校变革产生的实践影响方式及内在机制。1910年前后，科学主义教育研究取向通过对学校督学职业化训练确立了教育学术共同体在学校改革领域的优势累积效应。教育学术共同体在实践领域的优势累积效应促使教育知识在扩散中形成了一种精英控制模式，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成为美国教育科学知识生产与扩散的核心阵地，在知识生产链条中，极高的学术声望使得这两所大学成功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并通过课程教学、师承关系以及学校调查等确保其教育知识在教育学术共同体和实践领域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一、教育科学研究及知识扩散的萌芽时期(1890-1910年) 在19世纪90年代，教育家通过教育研究影响学校教育改革较为有限。早在1890年前后，教育家们就曾呼吁教育事务应移交给专业技术专家，但当时成效极为有限，甚至有的学区还出现了抵制现象。许多董事会成员对赋权技术专家持怀疑抵触心理，担心这一新职业会干扰甚至代替他们的职位和权力。[2]19世纪末，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詹姆斯·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等其他一些心理学家都曾尝试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学校教学，但当时他们的努力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中间的影响也非常有限。[3]1897年，约瑟夫·赖斯(Joseph，M.Rice)在全美教育协会督学部(Department of Superintendent，NEA)年会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美国公立学校拼写教学的调查研究结果，赖斯尝试运用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解释解决教育问题，但他的调查研究在当时招致了很多批评，很多地方督学对学校调查也持质疑态度。 1900年后，这种倾向开始逐渐发生转变，以督学为代表的学校管理者开始关注“教育研究”，并通过组织创办专业协会加强与教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如1903年2月14日在纽约市穆雷山会议中成立的教育研究学会(Societ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这次会议参会的24人中有多达19位督学(近80%)，[4]会议专门邀请到赖斯参会，“教育研究”这一术语虽然早在赖斯之前就已使用，但不得不承认，经由赖斯在《论坛》(Forum)杂志所发表的系列文章得以被广泛推广，“教育研究”一词也被督学所熟知。但这一时期，早期通过学徒制成为学校管理者的那批督学对科学方法解决学校管理问题依然持犹豫态度。总体上看，1910年之前，城市学校董事会和督学极少以搜集统计数据信息来评估学校的成就或需要。[5] 1910年后，工业领域的效率观念和教育知识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促成大学教授与城市学校督学结成松散的联盟，他们揭发城市学校的怠惰、低效和腐败，改革者将上述问题归咎于学校管理模式低效和不科学，并建议压缩教育董事会成员规模，赋权督学处理学校事务，积极寻求引入教育科学研究指导学校改革，技术专家的崛起成为学校管理者必须要面对的社会趋势。1910年，全美教育学教师学会(The National Society of College Teachers of Education)年会开始关注大学教育研究者与督学的合作交流，当届年会主席保罗·哈努斯(Paul Hanus)邀请时任马萨诸塞纽顿(Newton)督学弗兰克·斯波尔丁(Frank Spaulding)做了题为《公共学校管理在大学课程中的目标、范围和方法》的报告。报告中斯波尔丁批评当时学校管理的低效率，呼吁大学增设学校管理方面的课程。[6]会议中虽有一些学者反对斯波尔丁提出的观点，但斯波尔丁的倡议却迅速引起大学的关注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