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8)01-0073-07 凡读过《民主与教育》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解读杜威就像在燕麦粥里跳舞。的确，如果不进入由黑格尔奠基的现象学视域与自然主义方法，要走进杜威是比较困难的。在笔者看来，基于行为流而论述了习惯、冲动、理智等重要议题的《人性与行为》就是集中体现这一视域与方法的代表作之一，而这部书也被杜威本人视为“教育艺术与社会指导艺术的确立工程”[1]9。但遗憾的是，在解读杜威的过程中，这一晦涩而重要文本却在我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从而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杜威教育哲学的理解与把握。①有鉴于此，笔者拟撰写系列文章，以冀通过《人性与行为》等著作而对《民主与教育》中相关命题给出理论澄明。本文先以“教育目的”为题展示杜威对人的行为所作的现象学分析以及所揭示的教育学意蕴。 一、“视域中的结局”：起源与特点 在《民主与教育》中，人们会觉得最难理解、歧义也最多的无疑当数杜威关于“教育目的”论述了。的确，当人们未能进入杜威的视域即“目的”所关涉的乃为与结局或终结(ends)相关的问题②，而非我们通常将教育目的理解为培养何种规格的人，由于读者与作者视域上的不同，人们对其文本的难解或误读就自然不可避免了。检索文献就会发现，由于人们未能将ends-in-view或aim与training standard,purpose,goal,objective,target，destination，direction等进行必要的界分，从而导致对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可谓有十个人就会有十种不同的解答。 源于对自在的、确定的、固定的终结的拒斥，以及在感性活动中人的能动性、自为性的确认，杜威论及“目的”(aims)时关涉的大多是“视域中的结局”(ends-in-view)，并以这一概念为线索论及了人的生存方式及其教育学意义。在《人性与行为》等著作中，杜威通过不少生活事例界说了“视域中的结局”并与未来目的本身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所谓“视域中的结局”即预期中的结局或目标，是经过经验反思之后视为值得获取和足以激励人奋斗的事物。[2]68它可以被看成未来目的本身的当下化。对此还可以较为通俗地解释为：人在行动之中以预见的结局为依托把握自己的方向，包括观察当下各种可能影响达成结局的因素，从而有条不紊地调整自己的一连串行动。[3]实践表明，当人们做出某种行为时，多是以视域中的结局或意识到的后果为基础进行理智的选择。否则，就无法解释人与动物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以及人在不同境遇下行为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对境遇、冲突、冲动、理智等具有生存论意蕴的概念的关注就成了把握杜威目的观的关键。 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人们一直以为：万事万物都被其本性所规定，所有事物和现象都内在地包含某种促进其生成的目的。“这样一种连贯而系统的观点，被亚里士多德偷偷地注入西方的文化中，并持续了两千多年。”[1]136-137只是到了17世纪，随着科技革命及其哲学观的变革，人们才把目的论从自然科学中驱逐出去了。但在教育研究中，由于对人之存在本性的误认，各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仍在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并认为教育自身具有目的(即教育自身会走向一个完满的终结)。在杜威看来，要消除关于“目的”的各种旧观念，就必须“围绕人性的各种现实以及对这些现实与自然科学之具体关联”来展开研究，只有从“此在”中或基于实践活动的自在与自为统一中考察人的行为，才能保证道德及其教育研究合理合法：“从17世纪开始的科学变革的完成，取决于对当前流行的作为固定界线和终结的行动目的的修正。”[1]137为了消解二元主义的窠臼，杜威从人与自然连续性、手段与目的统一性以及生长的非终结性、非确定性等出发，考察了人的行为并论述了视域中的结局的由来与特点。 在杜威看来，目的并非肇始于神启或事物自身，而是源于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或后果起初是无意遇到的或偶然碰到的。在活动或游戏中人们必然会喜欢一些结果，或厌恶某些后果，此后意欲达到结果或避免后果自然就成了视域中结局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一点，杜威在论及目的时多次以射击或打靶为例说明视域中的结局的来源及其意义：人们射击和投掷，最初是作为一种“本能的”或自然的反应来进行的。为了让打靶有趣，人们开始设定靶子并赋予活动一种新的意义。这就是“目标”的起源。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是因为靶子的存在而进行射击，而是树立靶子以便使投掷和射击可以更有效和更有意义”[1]138。可见，作为目标的“靶子”起源于生活实践：没有投掷或射击活动，就不会衍生出所谓的靶子。不仅如此，设立靶子只是为了让人们的活动更为有趣并有效，所以靶子只能被视为一种手段(means)或工具，而人们真正的关切则是“一种被预见到的后果”，即活动中怎样瞄准并射击才有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当时的各种状况作出分析，所以“视域中的结局”或目的必然存在于活动之中。就像港口虽是海员要达到的未来目的本身，但“这个港口在他的思想中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点而存在的，他的活动需要根据它而改变方向”[1]138。也就是说，在航行的过程中，海员虽以港口作为行动依据，而更要筹划的却是我们离它还有多远，并根据以往生活的经验与当下条件作出研判，以便更快地到达这一目的地，此即杜威所说的“视域中的结局”。严格地说，视域中的结局或目的本身是指导人活动的关键要素。正是由于有了它，一种活动才变得有意义，否则将是盲目的、无序的与机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