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8)02-0029-05 近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制度分析为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政策分析带来了新的思维范式，成了时下教育政策研究的主流话语之一[1]。然而对于制度的界定与理解，往往影响着教育政策制度分析的性质和结果。从总体来看，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基于现有研究来看，多数教育政策分析研究往往聚焦于正式制度，对于教育政策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往往缺少足够的重视，这正是教育政策分析研究的重要缺失。据此，本文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一个教育政策分析的三维框架。 一、理论基础：话语制度主义 20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薇安·施密特(Vivien Schmidt)教授首次提出话语制度主义这一新的概念，并使其成为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之后的新制度主义又一新生理论流派，进一步丰富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阵营。从其理论渊源来看，话语制度主义是制度主义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结合，并体现了政策科学的话语和观念的转向。然而话语制度主义对于传统政治学的突破在于其对于制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重新界定，使制度的界定不再局限于国家正式制度，而是包含了非正式制度，并且制度的界限也日趋模糊。可以说对于制度的不同理解与界定是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并且其创新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延续或变迁的解释能力。 (一)制度及其形成 新制度主义抛弃了旧制度主义过于重视国家体制、法律框架、程序规则、组织结构等制度研究传统，然而制度仍然被认为是独立于行动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如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连续的结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文化规范”和“认知框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规则的集合”等。话语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虚拟的，而非一种固定的或等级式的结构。它既是一种既定假设(政策行动者思考、表达和行动的背景)，又是一种偶然结果(政策行动者思考、话语和行动的产物)[2]。制度不再是宏大的结构，而是内化于行动者之中，是共同的理解和“信仰”。 关于制度的形成，施密特提出了一个强大的“观念性逻辑概念”[3]，即制度形成的根本动力来自观念，其直接动力在于基于观念而生成的话语。话语制度主义把观念分为三个层次，其中表层为具体政策和政策解决方案所体现出的观念，表现为政策问题界定和政策问题解决方案；中层为支撑政策观念的程式化信念，它可以被理解为“范式”“框架”“政策核心”等；深层为作为基本假设的哲学观念。不同层次的观念通过观念交流活动来进行制度的建构。这其中又包含两种形式，政策行动者之间的协调性话语和政策行动者与公众的交流性话语。 (二)制度化与制度的变迁 制度的产生必然引出制度化的问题。由于学科领域不同，制度化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究其本质，制度化即代表着程序化和规范化，并且通常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往往包含目标体系、规则体系、保障体系和组织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话语制度主义对制度化没有给出单独的定义，同时也不像其他制度主义理论流派那样关注于组织结构因素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然而，话语制度主义对于来自非正式组织的控制却更加重视，并且认为这种控制力的根源在于观念的力量，从而使得政策行动者及政策对象的个体行为呈现出与其他社会或组织不同的秩序化、模式化的行为特征。 “制度理论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为制度变迁提供有意义的阐释的能力。”[4]通常情况下，制度代表政策行动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和均衡，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制度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制度的变迁可以理解为制度的产生、发展、革新，到最终被替代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策变迁呢?话语制度主义认为话语的力量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制度变迁是通过作为话语核心的观念和价值的变化来定义的[5]，其基本假设在于新的观念和话语的大量产生从而破坏、修补或者替代现有制度安排。与新制度主义其他理论相比，话语制度主义可以突破“制度性思维”，并且逾越了其他理论流派由于关注制度均衡和强调静态分析而形成的障碍，可以更好地解释制度的变迁。 (三)个体与制度的关系 制度与个体的关系是制度研究的重要问题。制度由人创造，一旦形成便以客观存在的形式建构、塑造、设计个体的行为。基于这一理解，个体与制度的关系是单向的、封闭的，并且在理想状态下，制度的确可以让行动者按照那些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的信念进行行动。然而话语制度主义认为政策行动个体总是有偏好的，并且可以突破制度的范围进行思考与行动，因此个体与制度具有互动性关系，类似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结构-能动者”的划分。 那么个体与制度是如何互动的呢?其基本逻辑在于：制度以内化的形式存在，并且与组成它们的个体进行互动。个体与制度的互动机制的关键在于话语机制的发挥，能够使得个体观念转化为集体行动。总而言之，制度对于个体而言不再是简单的“操纵”关系，制度不再仅仅为政策行动者提供路径依赖、利益依赖和文化依赖。同时，个体对于制度而言也跳出了从生产者到服从者的悖论，并且可以通过反思、批判、沟通、协商等方式产生集体行动，导致制度的持续或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