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语义变迁中的历史与政治文化 在先秦典籍中，“邦”与“封”常通用，“国”与“邑”的本义也都是指城市①。当时不论是王畿所在，还是诸侯封国，多是由以城邑为中心的聚落群组成，故而“邦”与“国”都内含城市之义，在许多时候可以通用，或用来指王都，或用来指封国②，有时则超越其封国或城市的本义，用来指称整个政治共同体，其含义略接近后来的“国家”。在后人认为比较可信的《商书》中，最后一种用法一共有4处，全部为“邦”字③。到西周时，这种用法逐渐增多。至春秋，周天子的权力已名存实亡，“邦”和“国”所指的政治共同体都是诸侯国。此时的诸侯国已褪去了“小国寡民”的城市国特征，“邦”和“国”的这种用法在很大程度上也脱离了它们的本义。这一点，在《论语》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据杨伯峻考察，《论语》中“邦”字一共48见，指称“国家”的就有47处④。 “国家”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文献。在《今文尚书》19篇《周书》中，“国家”一共出现过2次⑤，分别出自成王和周公之口，均采取“我国家”三字连用的方式，其含义与《商书》《周书》中多次出现的“我邦”“朕邦”“我小国”“我王国”“我家”“王家”等大致相同，都是商周最高统治者用来描述自己王国的用语，还不属于公共语言。商周时，制度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对王室来说，“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两者是一回事，用“家”来指代“国”，或用“国”来指代“家”，抑或干脆“国”“家”连用，所指在本质上都没有差别。因此，这里的“国家”，虽说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共同体的含义，但仍偏重于表达周王及其家族对王国的独占性。 “国家”成为描述政治共同体的用语，大约是在西周末年。在西周封建制下，诸侯采邑为“国”，大夫采邑为“家”。“国”与“家”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因其都是具有一定独立治权的政治共同体，时人在谈到政治共同体治理的时候，也不免“国”“家”连用，久而久之，“国家”就成为描述政治共同体的常用概念。《左传》中，“国家”一词大量出现，大多是指政治共同体⑥。 然而，与周天子类似，诸侯及其家族对封国政权也具有独占性。君主常被称为“有国者”，一些贵族也以“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左传·鲁僖公九年》)，作为勾结外敌入侵祖国的理由。这里的“有”，首先表现为君主对疆域范围内的各种资源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⑦，其次则表现为君主权位要按照特定的宗法原则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国家政权为特定家族所把持，人们自然会用君主家族的宗庙来代指国家，将宗庙被毁、政权转移，看做是国家覆亡的标志，“政亡，则国家从之”(《左传·鲁成公二年》)，也就成为人们的共识。上述情况，正如韩非所说：“人主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不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韩非子·孤愤》)可见，春秋战国时，“国家”一词虽已成为描述政治共同体的常用词语，但仍不是超越特定政权的抽象概念，商周以来的“家天下”的政治文化已深深嵌入其中。 春秋战国时，描述政治共同体的用语还有“社稷”。西周时，诸侯接受册封，到封地后要立国社，举行祭奠仪式，以此来宣告从天子那里“受此土”，获得了该土神所辖范围内土地的控制权。当时，土神为社，谷神为稷，两者连用，有时也可以代指国家，如《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再如《左传·鲁襄公八年》：“群臣不忍社稷宗庙，惧有二图。” 在先秦文献中，“天下”是最接近于民族国家概念的语词。《荀子·荣辱》：“志意致修……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天子也就是“王”。《战国策·秦策》云：“王，有天下也。”荀子说：“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荀子·正论》)可见，在荀子和时人看来，由“王”统御的“天下”是由“诸夏之国”组成的，其最大的特点是文化的同质性。戎狄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不能归入“诸夏”，是因为他们的“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当时，诸夏之国往往自认为是兄弟之国，属于同一族类，而将戎狄视为“豺狼之国”，属于“非我族类”⑧。因此，在先秦，“天下”是一个集文化、民族和政治共同体于一体的概念。 总之，先秦时期，“邦”“国”“国家”“宗庙”“社稷”“天下”，虽然本义各有所指，用来描述政治共同体时所指也各有侧重，但大体都是用来指称国家的概念。 二、国家的必要性：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理论 先秦诸子大多相信，人类曾生活在没有“君主”“政长”“礼”“法”的“自然状态”中。对这个政治权力尚未产生的社会，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认识，这些认识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否定性认识，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墨子认为，人类产生伊始，以捕猎采集为生，为寻找食物分散居住在山丘、洞穴之中，以兽皮、草叶为衣，彼此交往甚少，语言不通，也没有相同的价值规范，“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由于人们只知自爱，又固执己见，于是“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大乱，若禽兽然”。(《墨子》之《尚同上》) 儒家认为在国家产生以前，人类世界是混乱不堪的。那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人们为肉欲所支配，有男女而无男女之别，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少无所养，老无所依、死无所葬，过着“近于禽兽”的生活。因为没有“分”，人们受其本性驱使，不仅不能进行群体协作，还你争我夺，以至于“疆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荀子·性恶》)，人不仅不能“胜物”，甚至不能定义为“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