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9-0151-07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①这个过程，不仅是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经验政治过程，也是“政治”通过“传播”维护和复制整体社会关系的过程。对于这种过程的认识，通常我们只在“政治”和“媒介”两者的互动中寻找答案，而相对忽略作为社会经济基础浓缩形态的“资本”对其的影响。今天，在市场经济模式全球化的浪潮中，作为整体社会力量的“资本”逐渐浸入到政治领域之中，进而对政治传播过程和机制，也产生着“结构性转变”的影响。由此，在新的时期，探索政治传播中政治、媒介、资本三种要素及其逻辑，对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政治传播的认识甚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逻辑、媒介逻辑、资本逻辑释义 政治传播机制是一个“制度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体，传者、内容、中介、受者、效果等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一种动态的运行系统。其中，作为“传者”或“主体”的国家或政府或政党，借助媒体控制支配社会意识，让政治传播的“能动性”符合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意识形态等统治阶层利益的要求，这是政治传播“制度性”的一面；同时，国家或政府或政党以外的社会共同体，通过理性反思、自由表达、交往互动等途径介入政治传播的反馈进程，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并争取独立自主的空间，这是政治传播机制“能动性”的一面。“制度性”与“能动性”的共同作用，使政治传播机制成为围绕国家—社会权力关系、政治秩序、合法性等问题展开博弈的场域。 一般地说，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行动者进行政治传播活动的依据分别是“政治逻辑”和“媒介逻辑”。所谓“政治逻辑”，是一种富有强制性的“权力”逻辑，是统治阶层试图通过传播活动控制社会的意向及一切可能的手段；“媒介逻辑”是媒介在政治、技术和文化层面社会化表征的总和，它意味着社会主体或社会共同体在政治传播中本着反对统治阶层社会控制的目的，对媒介一些政治属性、技术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定位及运用。“媒介逻辑”往往自我标榜为以“追求事物的真相”为目的行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治传播机制还存在“资本逻辑”。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因此，“资本逻辑”核心在于通过“榨取”和“剥削”而实现自身的扩张，为再生产和趋利致富做好充分的准备。“资本逻辑”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行动。如果说早期工业化让资本仅仅局限在物质领域，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沿革，资本开始“脱域”并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扩散，逐渐让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世界受到它的支配。诚如凯尔纳所言，“当前社会是技术、社会、文化与资本化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②。 政治逻辑、媒介逻辑和资本逻辑三者的交互博弈，使政治传播呈现“多态”景观。我们曾把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分为“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③，这多少有一定的对应性，比如，以“政治逻辑”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或许就是“政治宣传”；以“媒介逻辑”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或许就是“政治沟通”；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政治传播形态或许就是“政治营销”。或者可以倒过来表述：“政治宣传”往往以“政治逻辑”为主导，“政治沟通”往往以“媒介逻辑”为主导，“政治营销”往往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抽象，现实的政治传播并不能如此机械地一一对应，现实的政治传播是各种逻辑交织和博弈的复杂过程，即便是呈现为某种“形态”，也是动态的。本文的研究，并不进行这种对应性的分析，而是展现各种逻辑的复杂博弈过程，这种展现中自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规范引导，其目的是为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二、政治逻辑对媒介逻辑嵌入政治传播的反冲 政治传播中“政治逻辑”天然性地处于主导地位，即政治传播的行进过程主要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意图。但是，自20世纪以降，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使其成为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换的必经渠道，媒介自身获得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各种制度之中、各种制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开展日益受到媒介的影响。④这种社会与媒介通过结构性交叉，衍生出整个社会对媒介的依赖甚至“遵从”，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由于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媒介逻辑对政治传播的“嵌入”。 媒介逻辑的“嵌入”，对政治传播的影响非同小可。一方面是媒介地位和功能的提升。从早期的政治宣传工具到日渐形成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等行业规则，再到后来成为社会舆论聚散平台，大众媒体从单纯反映政治或维护政治权力的功能中脱胎换骨，开始履行提供客观公正的政治信息、影响政治议程、促进政治沟通、构建公共领域、进行舆论监督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对“媒介”以及整个政治传播活动主导性和支配力的减弱。首先，媒介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和个人投入社会实践活动的空间和渠道，并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象征资源，加强了自身对政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控制力。这种情况下，政治不得不向媒介放权，默认它在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得益于经济所有权独立和政治体制、法律的保护，“政治”对媒介信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干预能力开始“缩水”，自己反过来受到媒介的监督和评判。再次，媒介为政治信息“回流”提供了条件，政治需要建立反馈机制“了解信息输出对社会环境和民众造成的影响，得知统治得到支持的状况和输出的效果”⑤，形成处理反馈的程序和方案，使整个政治系统在特殊、多变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调节。最后，媒介把人与政治信息之间“接收了解”的物质关系转化为一种“阐释解读”的文化关系。这种关系嵌置在自由民主、个体化生存和市民社会扩张的现代政治背景下，使人们对政治信息的解码能力得到增强。人们借助媒介，批判、质疑公共政策、政治秩序、政治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合法性，已然成为“媒介化时代”政治传播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