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国家发展的分野及其当代意涵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清吉,男(1969-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重庆 401120

原文出处: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秦王朝在华夏久远而厚重的文明积淀上,创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汉承秦制,并将集中反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治国一般要求的儒学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起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此后,历代王朝以这一结构为支撑,顽强地经受住来自内外的震荡,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巩固,同时,这一支撑结构也日益超稳定化。当几乎不存在结构性束缚的中小型规模的西欧国家率先构建起新的更高层次的立宪政府体制、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精神、民主—法治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古老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对比下,走向总体性衰落。当今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拥有洲级社会规模的国家,具备极为难得的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要成为实际上的世界强国,必须构建起新时代的相对他国更优良的政府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本质的内涵。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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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6)05-004(8)

       国家是迄今为止一定地域的人们聚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最高组织形态。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仍将无可选择地生活于国家政治共同体中。个人的荣辱安危终归要与其所属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近代以来,数千年独树一帜、长期拥有强盛国力、开创了辉煌文明的中国,与无力抵御西方工业国家的侵夺、遭遇百余年家国苦难、创巨痛深的中国,相互交织,一起嵌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化作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实践进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最炽热的诉求和肩上最沉重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诉求和使命被提上现实的议事日程。经过六十多年的接力建设,近代积弱积贫的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行百里者半九十。民族复兴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内外挑战。深入探究中西古代国家发展分野的深层缘由及其于当代的遗产与警示,有利于为民族复兴关键进程中的国家建设提供重要且必要的智力支持。

       一、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路向

       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国家政权夏,诞生于中原黄河流域。早在此之前,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部落即与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部落交相融合,形成了夏人部落联盟,后又与活动于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苗蛮部落频繁交往,使华夏部落集团不断扩大。夏之后的商代,商王自称“余一人”,又对诸侯国实行“各守尔典”①的政策,权力向王权集中与保持各诸侯国的安定在历史的演化中维系着动态的平衡。西周初年,作为周朝各项制度的实际制定者,周公提出尊王、敬德、保民、慎罚的政治观。西周期间,华夏文明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继续扩展。到了春秋,华夏文明圈的扩展明显加快,如楚国在西周末年尚称自己为“蛮夷”,到了春秋晚期则已自居为“华夏”。②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在战争与结盟中进一步加强互动,并在兼并的压力下先后进行了相似的经济、政治变革。公元前221年,秦嬴政统一六国,即皇帝位,实行君主集权,置郡县集中管辖全国各地,推行法律、度量衡、货币、文字、历法的统一,在空前广袤的疆域开创性地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随后汉承秦制,并总结秦亡的教训,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反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一般政治要求的儒家学说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补正秦王朝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支撑结构上的重大缺失。由此,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基本定型。

       儒家学说原为一家之私言,是以孔子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的后经孟子、荀子等多代知识精英不断加工完善并大力传播而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政治伦理学说。德治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对于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君与臣的关系,儒家不是单就君臣而论君臣,而是从“有道”与“无道”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道”是儒家倡导的保证小农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根本遵循,强调贵贱有等,各安其位,同时强调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明确提出,道高于君,君无道则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③“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④

       进一步看,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为实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君主集权政府体制良性互动提供理性指引的理论体系。农业作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⑤。以铁制农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块土地经营是一种最有效的经营方式”。⑥而“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⑦儒学倡导道高于君,以道事君,其要义在于达成“道”指引下的君主集权政府体制下的君臣一体,以维护小农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核心在于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而政府维护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也就维护了庞大而脆弱的自耕农群体的稳定,这一群体反过来又构成政府财源和兵源的“国本”。

       当儒家学说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经政府长期主导、日积月累的儒化教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以君主为首的官吏阶层和社会大众就有了初步的基于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正常进行的共同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政府体制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间也就因人的主体性而构建起相互支持的实践机制。而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绩效必然进一步加强既存的共同利益认知与价值取向,并逐渐沉积为特定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

       中国秦汉王朝在华夏久远而厚实的历史积淀上,因时因地发挥超凡的创造力,构建起覆盖辽阔疆域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以君主集权政府体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儒学为内核的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为支撑,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小农凝聚为井然有序的稳固共同体,对内有效地统治与管理庞大规模的社会,对外凭借从庞大规模的社会积聚的雄厚财力和充裕人力有效地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秦汉以来,尽管出现过多次改朝换代,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仅没有解体,顽强经受住了来自内外的各种震荡,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历经两千余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完善,达到古代世界国家文明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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