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7)06-0032-08 历史上汉藏间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吐蕃王朝瓦解后虽没有统一的藏族政权，但因居住于青藏高原吐蕃诸部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中原的物资交流继续保持并存有兴盛的局面，其中“汉茶藏马”是作为两者间互通有无的重要物资，其交易地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动。那么，历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地点有哪些？是如何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等问题，学界虽多有述及，[2]但难窥其全貌，有的只是断代地作一论述，且未能把它放到汉藏关系、军事地理以及中央王朝边政观的总体演变格局里加以分析。本文试就在这一框架下对茶马互市的地点、形成与变动做一初步探讨。 一、汉藏茶马贸易的相关研究 学术界关于汉藏茶马贸易的早期研究源于清末民初印茶运销西藏，一大批学者开启了研究之先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边茶与边政关系问题，多强调边茶在边政中的积极作用，其研究成果多发表于《边政公论》等刊物。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其研究主题多围绕边茶在维系汉藏关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与市镇发展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包括茶叶边销与边政关系问题、官营茶马贸易、历代茶政、边茶的走私、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层面展开的研究。[2] 涉及汉藏茶马贸易市场的研究主要有，20世纪40年代叶知水先生对西北茶叶市场变迁的研究。他纵向梳理了宋代西北早期茶场在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县)郡，熙宁战役后，移至秦凤熙河市场；元代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明代设秦、洮、岷、庄浪茶马司发卖。清初先后恢复西宁、洮州(驻岷县)、庄浪(驻平番)、河州(今临夏)、甘州(兰州)五茶马司。[3]徐方幹先生也对宋代市场变化进行了论述，大体情形与叶文的叙述略同。[4]另外，谭英华先生对西南的雅州、碉门以及云南北胜州市场的情况有所介绍。[5]上述三位学者对历代边茶市场情况做了奠基性的研究。但历代汉藏茶马贸易市场如何由西北转到西南，其背后的策略与动机是什么？以及茶马市场的设置存有何特点等方面，学界仍未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在于系统梳理历代汉藏茶马市场的形成与变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变动的原因以及与中央王朝边政观的联系。 二、历代“以茶治边”思想的形成过程 中原王朝在处理汉藏关系时，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将“以茶治边”作为处理两者关系的一种重要策略。为了贯彻此策略，历代中央政府针对吐蕃诸部对茶叶的依赖性，在茶叶的产、运、销环节进行严格控制，形成了一套融茶法、马政、边政于一体的治边政策。 唐朝凭借自身的实力，贞观四年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君长共尊为天可汗，他曾夸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6]。这说明了唐在西北诸蕃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并以和亲的形式维系。而居住于唐朝西南面的吐蕃，曾派遣使者向唐请婚，被拒绝后，屯兵二十万于松州，再次请婚。并声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6]，唐采取和亲政策缓和这一矛盾。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先后嫁予吐蕃赞普可为其典型，两位公主在唐蕃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开元十八年，唐朝与吐蕃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7]。这一划界立碑，也得益于公主在唐蕃之间积极协调，反映了和亲对密切唐蕃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朝立国后，因与辽、金、夏形成对抗的政治格局，而居住于甘青一带的吐蕃诸部地处河西地区，有着丰富的马匹，且与宋、夏毗邻。宋廷为了牵制西夏和换取战马，与河西地区的吐蕃诸部关系较为密切。同时，由于宋廷知晓吐蕃诸部“嗜茶”，十分重视茶马贸易政策。先后在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德顺(今甘肃静宁县)郡设立了茶马贸易市场。其目的一是为了从西北吐蕃诸部获取马匹抵御辽、金、西夏的进攻；二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8]可见“以茶治边”这一思想便初见端倪。这种观念是随着西北地区秦凤熙河茶马贸易市场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以及南渡以来，在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开辟了易马场……在交易过程中，有许多诸蕃马体格小，不能用于战争，宋朝为了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9]可见，到了南宋“以茶驭番”观念逐渐形成并已将“以茶治边”作为处理与吐蕃诸部之间的一种重要策略。 明王朝立国之初，继承和发展了宋朝的茶马贸易政策，茶马互市地点基本沿用宋代。明廷认为“番人纳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10]因此，明廷知道藏族对茶的依赖性。于是将茶作为“内充军实，外驭诸番，为国家要务”[11]，故明王朝将茶作为治边政策的重要环节，更加重视茶资源，“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了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12]并以对茶资源的垄断和支配作为治边的一种手段，也是获取所需要的战略物资的途径。同时，明统治者也把藏区社会的局部动荡归结为茶马政策的实施不当。如1466年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徐廷璋奏称：“近年以来，革去西宁镇守之官，不与通货茶马，夷民无所拘束，往往越境抢劫，杀害官军。”[13]可见，明廷将西部边疆管理和茶马贸易相结合的羁縻政策。另外，明代对藏区僧、俗上层积极地赏赐茶叶，当西番诸族或有封谕、授职之事，或有朝贡使，必酬之以茶货“以茶赏番”，如“蜀茶一以易马，一以赏番。至明中叶四川运茶及易马停止，茶课改折征银之后，仍备买茶赏番及买马之用”[14]。同时，明朝对藏地僧俗兴贩和夹带等违制行为，其立法相对粗略，惩处力度不仅较轻，而且极为灵活[15]。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以茶赏番”和对藏地僧俗违反茶法而处罚较轻也是作为明王朝对西番进行羁縻统治，其目的在于对西番僧俗上层怀柔之义的“以茶治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