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视当今各国经济数据时，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经济史研究表明，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6-18世纪期间的人类文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①关于“大分流”成因的争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当中最热门和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形成了包括气候、土壤和动植物等地理因素，②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③矿藏位置和黑死病等偶然因素，④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差异等制度因素⑤在内的多种解释。深入剖析上述解释，可以发现不同理论视角的最主要差异集中在回答“大分流的产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这种差异实质上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及对其的批判两种根本取向：前者将大分流视作某种欧洲特质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强调偶然历史因素在塑造不同地区发展中的角色。通过对这两种研究视角和取向的比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种种学术争论。接下来，我们首先将介绍和评析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的主要观点和逻辑，随后探讨近年来兴起的制度理论对二者的整合性尝试。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欧洲的胜出是一种必然 二战后，在比较政治学兴起的影响下，不少学者就世界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并归结出西方文明的诸多特质，如古典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政教分离、法治、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工作伦理等等。⑥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西方或者说欧洲近代以来政治经济上的成功归功于西方文明拥有的上述特质，尤其是继承自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遗产以及基督教传统。⑦强调古典遗产的学者认为，由希腊罗马时期创造并长期保存的文明特质是欧洲崛起的关键前提条件。传承自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民主文化和贵族平等主义，以及罗马时代的法治精神，塑造了之后欧洲政治体制发展的基本路径。⑧欧洲人喜爱探索和知识积累的传统，重视分析和逻辑的思维方式，推动了科学技术革命率先在此兴起。⑨上述因素的积累，使得在大分流前夕，欧洲在资本积累、科学技术发展和政治制度准备上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区域，从而为最终奠定欧洲统治地位的殖民时代和工业革命打开了大门。 从宗教方面来解释欧洲兴起的鼻祖则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韦伯试图从宗教伦理的角度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东方的相对停滞。他认为，人类历史变迁和社会演进的最重要趋势在于理性化，而欧洲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促进了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和有节制的资产阶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但韦伯确实表明了宗教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亲和性”。⑩这种将宗教文化和经济绩效相联系的观点对后世研究者造成了弥久深远的影响。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又有学者从宗教对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成方面的影响论证了不同宗教环境下经济绩效的差异，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中国主要通过宗族中的道德力量来实施契约和维系合作，而基督教的影响则促使西方更多地依赖于正式组织和规则来履行契约和促进合作，进而推动了私人间信任的加强和城市的形成，最终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11)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将欧洲的胜出视为某种地理环境因素或资源禀赋带来的结果，其可以被视作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理决定论版本。譬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论证气候因素与一国民族性格乃至法律体制的关联，随后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亚洲专制主义和欧洲自由法治的来源：亚洲的辽阔平原允许大帝国的产生，并由此产生专制和奴役，而欧洲由于天然的地理限制使得大陆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中小国家，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法治必须存在以保护国家。(12)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地理决定论，构建了“欧亚大陆地理环境——物种分布——农业社会产生——技术、文字和组织方式、疾病抵抗力——欧洲支配地位”的长逻辑链条，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归结为诸多地缘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13) 概况而言，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大分流”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认为欧洲拥有的某些特质，包括地理条件、古典文化和宗教信仰是造就欧洲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终极原因。一言以蔽之，“大分流”既是必然的，也是内生的。 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欧洲的胜出是一种偶然 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绝对支配地位，赋予了一些理论家以足够的自信和充实的证据，去论证其文明的“独一无二”。然而，随着70年代后西方世界危机的产生和经济的衰退，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使得人类文明似乎又进入“再合流(Re-convergence)”的新时代。而我们知道，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最高认同形式，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不像制度等因素会随着历史进程而剧烈变化。因此，如果说文明中的某种特质是世界不同区域经济绩效差异的主要来源，那么如何解释从“大分流”到“再合流”这段时期内世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呢？这种文明稳定性和经济动荡性之间的固有矛盾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首先对欧洲中心主义发起挑战的是以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哲学为指导的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否认欧洲或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塑造发展差异上的作用，而将欧洲建立的掠夺性世界体系看作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始动因。在支持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看来，大分流的成因主要来自于世界性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表现为生产工业制品的核心地区(欧洲)和生产原材料的边缘地带(欧洲以外地区)之间的关系，而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张和随之带来的全球贸易比率的快速增长，造成了边缘地区的不断去工业化和价格波动，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增长率远远落在了欧洲的后面。(14)这就与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借用兰德斯的经典比喻，“如果说欧洲中心论者的核心观点是：欧洲如此富裕是因为我们具备所有‘好’的特质——理性、开放和创新，而其他地方如此贫困是因为它们尚未摆脱所有‘坏’的特质——愚昧、封闭和保守；那么世界体系理论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欧洲如此富裕是因为我们贪婪、残忍和好斗，而其他地方如此贫困是因为它们淳朴、平和和善良”。(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