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市场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坛的研究热点，江南市场是其最高发展形态的表现，更受学者青睐。“江南”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通常是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9市。 李伯重对此作了科学界定（《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 期）：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其内部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 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注：江南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为人熟知的直接表现是人才与重赋问题。范金民等对此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考证， 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1／4和清代状元的半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清代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全面探讨了江南重赋现象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卜国群《试析明代苏松地区的田赋量》（《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考证， 明弘治年间苏松两府以相当于全国1／44或1／59的耕地，承担着国家1／9左右的税粮。）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地区的文献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因此，在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上，这一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 明以前的市场研究，由于资料有限，专门侧重于江南地区者不多。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涉及农村市场，刘兰兮《宋代江南市场初探》（《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对明以前江南市场作了开拓性的考察，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江南为主体的两浙区域市场作了重点论述。而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佳作迭出，精彩纷呈。本文希冀对这一热点、重点领域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对江南市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认识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市场发展的经济背景 江南人口（注：关于江南人口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沉重的人口压力，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而且越是富裕的地区，人口增加越快。李伯重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认为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而大大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成长率。为避免生活水准下降，江南人已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详见《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控制增长， 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新史学》第5卷第3期，台北）。）、田亩等基本经济数据。李伯重综合学界成果作出估计，人口：1620年为2000万，1850年为3600万，从事农业的农户分别为310万户、530万户。劳力分别为620 万人，1060万人。万历时江南农田数为4500万亩，可作为明清耕地总数。（《“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 期：《“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李伯重对江南农户经营方式的演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取得突出的成果（注：李伯重从为人忽视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一些耐寻人味的问题。如他指出，“男耕女织”这一很早出现的农家劳动安排方式，直到清中期才在江南发展成为支配性的模式。与其他可选择的劳动安排模式相比，“男耕女织”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是近代以前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最佳模式。详见《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 期）。在《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等文中， 李伯重揭示了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演进，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在蚕桑业超过水稻生产。农业经营重心从集约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较高部门的转移，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使得整个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较大提高。在《“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一文中，他指出， “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的出与普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地比例的变化只是次要的原因。他还撰有英文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ea, 1620- 1850,Mcmillan Press（London）1996。），限于篇幅， 这里仅引用其计量分析的成果。户均耕地明清分别为8.5亩、14.5亩， 清代前期接近户均十亩。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为1·6石米，清中期为2·3石米。关于农户经营方式及其对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少学者都有研究。（注：如：罗化《明末清初嘉湖地区经营式农场效益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1989年第2期）， 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业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丛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 期），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文史哲》1994年第5 期），《清代江南经济发展实况蠡测》（《财经科学》1987年第5期）， 项文惠《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 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经济》运用蔡雅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和西奥多·舒尔茨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体系，其内核过密化经营的思想对农村市场的研究颇有启发。该书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后，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引起广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