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业经营中的官利制

      官利制，是明清及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利润分配的一种经济制度。①对于官利制，研究近代公司制度以及明清商业史的学者已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研究近代公司制度的学者，侧重于近代股份制公司官利制的出现时间、发生原因、性质、利率及其作用的探讨；②而研究明清商业史的学者，已就官利制的出现时间及其利率展开初步论述。③近代中国股份制公司官利制，乃是西方公司制度与中国传统商业利润分配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故而，深化明清商业经营中官利制的研究，将有助于近代中国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认识。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一些商业经营中已采用官利制的分配方式。本文拟就明代商业经营中的官利制试作论述，敬请指正。

      一、官利制的类型

      官利制的分配方式是，经营者不管经营效益如何，首先按照约定的比率并根据合伙人资本数向合伙人支付官利。官利之外的利润，由经营者参与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是将利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资本分利，一部分为经营分利。对于明代官利制分配方式，有关资料较为少见，而《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万历收支银两册》、《天启渭南朱世荣分家簿》和《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等文书都有所记载或反映。从类型看，明代官利制存在于普通合伙经营和兄弟分家析产后共营的商业中。

      普通合伙经营商业中的官利制。《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所载的官利制为普通合伙经营商业中的官利制。《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1册，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录于《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8)。该帐簿属于一册盘总簿，详细记载了程氏染店资本收支情况。程氏染店由程本修和吴元吉两人于万历十九年五月初一日合伙开设。其后，程观如、程遵与、程邦显、吴以超和吴彦升等程吴两姓数人陆续加入。该染店实为程吴两姓数人合伙经营的。自万历十九年五月初一日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初一日间，程氏染店共进行了10次查算。每次查算时，首记实在资本数，次记借贷资本数，最后记录合伙人资本数。对合伙人资本的记录，首记原本数，次记得利数，再记支出数，后总以实在数。对于利润的分配，合伙人首先分得正利，然后分得余利。如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初一日查算实在于后载：该年“实在四千九百二十五两二钱七分九厘，内原本三千五百九十九两三钱七分九厘，该正利五百七十五两九钱，二共该正本利四千一百七十五两二钱七分九厘，除正本利外仍得余利七百五十两。”其中，“(程)本修原本一千九百零八钱七分五厘，该正利三百零四两一钱四分，余利二百七十六两八钱七分二厘，三共银二千四百八十一两八钱八分七厘。”由此可见，该年程本修的利润分为正利和余利两部分，经计算，其正利率为16％余利率为14.56％。同样，该年其他合伙人的利润方式与程本修相同，亦是按正利和余利分配的。现将该年各合伙人的姓名、所分正利、余利以及正利率、余利率列表如表1。

      

      由表1可见，正利，所有的合伙人都有，其年利率皆为16％；对于余利，也是所有合伙人都有，不过其年利率并不等同，程本修等4人为14.56％，而吴元吉为66.11％，程邦显为19.33％。程氏染店这一利润分配方式，并非万历二十八年特例，其它年次亦是如此。每次利润分配时，各合伙人都分有正利。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合伙人都分有余利。如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查算时，吴元吉等合伙人分有正利和余利，而以超娘仅分有正利而无余利。“以超娘原本九两八钱八分，该(正)利一两九钱四分，以超娘净本银十一两八钱二分。(吴)元吉原本一千零四十二两三钱五分，该(正)利一百八十七两六钱二分三厘，得余利六十六两，三共本利银一千二百九十五两九钱七分三厘。”同时，亦不是所有年次中都分有余利。如万历三十年五月初一日查算时，该年利润只分有正利。其中，“(程)本修原本二千零六两四钱六分三厘，该正利三百二十一两零三分四厘，二共该本利二千三百十七两四钱九分七厘。(程)观如本二百六十两二钱三分，该正利四十一两六钱四分，二共本利三百零一两八钱七分。”显然，程氏染店这种按照正利和余利的分配方式，即为官利制的一种。其中，官利，称为正利；官利之外所得的利润，称为余利。对于官利，所有的合伙人都有；同一年次，各合伙人的官利率相同。余利并不是所有合伙人都有，也不是所有年次都有；同一年次，各合伙人的余利率并不完全相等。

      分家析产后兄弟共营商业中的官利制。《万历收支银两册》、《天启渭南朱世荣分家簿》和《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所载的官利制为兄弟分家析产后共营商业中的官利制。其中，《万历收支银两册》(1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残本，封面题“□□网抄”。现书名为今人所拟)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对该帐簿曾作过简介。④经考证，该帐簿为休宁荪圻吴可献所抄，主要记载其父吴文奎万历年间经营资本的收支总账。吴文奎的商业经营以盐典为主，在江苏仪真、湖北兴国州、蕲州和广济县武穴镇等处开有多座商业店铺。该帐簿共记载了万历十五年十月至万历四十一年十月间26年度的账务。其中，万历二十年十月至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万历二十三年十月至万历二十六年十月等4个年度账务完全缺失，万历十五年十月至万历十六年十月、万历四十年十月至万历四十一年十月部分账务缺失。各年的利润分配，在万历三十八年十月文奎诸子分家析产前后有所不同。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分家以后各年核算时，分为官利(简称为“利”)和余利两部分，其官利，不论该年利润多少、经营效益如何，均按相同的利率、向各资本所有人支利，官利之外，各资本所有人还分有余利。显然，这一分配方式为官利制。文奎诸子商业利润的官利制分配方式，是在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分家析产后实行的。又《天启渭南朱世荣分家簿》(2册，藏上海图书馆)。该分家书实为崇祯二年休宁渭南湖村朱世荣所立。该年，朱世荣68岁，将家产分给4子，并规定“所积本银作五股分扒，以四股分与四子，各得一股，寄店生息，每年作一分二厘算利，其客身许各人支用，其余本利一概不许动支，畜积各股名下，倘有正务动支，则写各人支帐无词。”由此可见，崇祯二年朱世荣的家产分析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形式(分家时朱世荣将商业财产分归诸子所有而非使用，分家后原有的商业经营仍然存在，并由诸子共同经营)。分家以后，其资本组织形态由原来的独资式改为合伙(股份)式，且各股的利润分配，亦不论经营效益如何，均按规定的比率计利；该利之外，尚有余利，亦分配各股名下。可见，崇祯二年朱世荣分家后，其商业利润便采用官利制的分配方式。又《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阄书》(1册，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时收录于《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8)。该阄书记载了程虚宇家庭两次分家概况，第一次为万历二十四年程虚宇兄弟分家，第二次为崇祯二年程虚宇诸子分家。对于这两次分家的形式及商业利润的分配方式，阄书虽无明确记载。不过，据阄书有关内容推算，万历二十四年程虚宇兄弟分家后，其商业利润分为正利和余利两部分，其正利是按照年利率10％计利的，而余利由经营者参与分配，如万历三十年虚宇第三子管理黄州铺分得“余银五十两”。可见，万历二十四年程虚宇兄弟分家后，商业利润采取了官利制的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