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业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珉,南京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南京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95;朱世桂,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处研究员,博士,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处,江苏 南京 210095

原文出处: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半叶,农业科技作为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结合体,得到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积极推动,在改良传统农业的进程中,随着农业教育发展、农学家群体出现、农业学术社团诞生、农业学术刊物出版、独立的农学研究机构建立等体制化要素的具备,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初步确立,为中国农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科技体制基础。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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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2)06-0108-07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发轫于清末民初,开始有农事试验场、农业学术团体、大学农业研究机构出现,初成于1932年后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代表的一批官办农业研究机构的陆续成立,其建立与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最终形成。

      一、农业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确立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农业科学教育体制的建立。

      清末,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下,为谋救亡图存,朝野改革舆论高涨,要求改革旧科举教育制度,革新教育,普兴学校,广育人才。在此情形下,清政府参照日本、欧美各国教育状况及课程设置,建立各级学堂并且提出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课程标准。农业科学教育因此出现。

      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最初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农业学堂,早在1897年,力图改革的光绪帝就曾下诏令兴农学,命各省督转劝谕绅民兴办农务学堂[1]。到1901年,在清末状元张謇等人的建议下,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2]此建议受到清政府赞赏,此后清政府相继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到1903年,兴办农业学堂成为一项重要国策,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奏称:“国计民生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利而无一弊。”请求政府兴办实业学堂[3]。在上述背景下,农业实业学堂开始出现和发展。

      1897年9月,浙江杭州太守林迪臣奏请筹款三万六千两白银,购地聘教,于杭州建成浙江蚕学馆,这是我国兼农业教育与科研试验的最早机构,也是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所涉农专门学堂。同年建立的还有湖北农务工艺学堂,之后,江苏于1901年仿照浙江蚕学馆开办江南蚕桑学堂,同年,山西省设农林学堂,后改称山西高等农林学堂。直隶省于1902年在保定开办农务大学堂,1904年改称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03年安徽成立农工学堂。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在学制上进行改革,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学制,也标志着中国的近代教育开始新的起步。《奏定学堂章程》把学堂分普通学堂和实业学堂两大系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和关系。其中普通学堂设初、中、高三等,大学堂内设若干学科,农科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实业学堂分农业、工业、商业等类,培养各级专业人才。

      自此以后,农业学堂迅速发展,在初等、中等,高等各级层次分明。例如1905年京师大学堂设农科,标志着中国近代官办农科大学的开始;1905江西农务学堂开办,1906年山东省成立山东农林学堂。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有高、中、初各级农业学堂95所,在校学生6 028人[4]139。各级农科学堂都有详细的课程、实验、书籍等规定,学习专业分为农学、蚕桑、林学、兽医学等门类,讲求专业技术和实验操作,近代农业科技教育体制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辛亥革命后,农业科学教育进一步发展,高等学堂转化为现代大学,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逐步专门化。

      中国农业高等教育迅速发展。1914年,金陵大学农科成立,学制四年,成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第一所设置四年制农业科学方面专业的大学。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农科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改组成立,成为又一所我国近代著名大学农科。这两所农科大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诸多先河,它们培养的农科人才影响巨大,成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重镇。如金陵大学自1914年设立农科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20年中,共有本科、农业专修科及各种训练班毕业生1 200余人,约占全国高等农业教育毕业生总数的1/3。同期金陵大学派往欧美的农科留学生112人,接近全国总数的一半[5]135-136。院长章之汶也曾经说过:“全国各农事机关,几无不有本院毕业生服务其中。”[6]南高、东大农科在邹秉文主持下,引进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专业人才,其中许多成为著名的农学家、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周拾禄、吴福祯、沈文辅、邹钟琳、王家揖、伍献文、寿振黄、严裕汀等均是东大农科毕业生。

      此后,新的大学农科、农业大学持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3年)、河南大学农科(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农科(1928年)、浙江大学农学院(1929年)、西北农学院(1934年)等。这些高等院校农学院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此外,中国还设立10余所公立高等农业专门学校,培养农业专业人才,到1937年,全国已有高等农业院校39所[7]31。

      在这个时期,农业职业教育获得深化发展。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专科学堂,到民国年间改为实业学校。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其程度分别相当于清末的中、初等实业学堂,而作为高职的高等实业学堂则归入大学系列的专门学校[8]。农业职业教育分为甲种农业学校(一般为省立)和乙种农业学校(一般为县立),校内学科有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等。据有关统计数据,1912年有甲种农业学校39所,乙种农业学校219所,1922年甲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79所,乙种农业学校数量增至327所[4]139。学生人数也有增加,如1912年,学生人数计14 038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 512人,乙种农业学校有9 526人,到1916年,学生人数增至16 482人,其中甲种农业学校有4 982人,乙种农业学校11 500人[9-10],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将乙种农业学校改为高级小学职业补习班或准备班,甲种农业学校改为农业职业学校,甲、乙两种农业学校的名称不复存在。1932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法》和《职业学校规程》,对农业学校系统进一步改造,各省分层设置农业职业学校、农业高中班、农业实验学校,使农业职业教育进一步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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