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较教育学思维的中国教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6-0007-10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引进、消化、中国化(或本土化)，今日中国教育学①已经基本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并融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了。本文探讨的“教育学”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教育学原理”或“普通教育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具体而言，这里所谈的“教育学”既包括欧陆国家的教学论、学科教学论、教学法，也包括英美国家的课程理论(或课程论)、学习理论(或学习论)、教学理论和评价理论，总之，是与课堂教学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换句话说，本文所探讨的“教育学”不是指作为一个学门的“大教育学”，也不是作为教师教育中一门科目(Subject)的“小教育学”，而是作为师范生和教师进行教书育人所需要研修的教育学。本文以比较教育学思维为研究视角，试图对这样的“教育学”做一次跨文化的比较分析，以期为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些许新的思路，促进当前与今后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最终希望达成通过理想的教育而实现“立国与立人”的目的。

      从20世纪世界教育学的演进来看，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在欧陆国家与英语国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和范式，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差异。中国从20世纪初期以来就开始学习西方教育学，既引进了欧陆国家的教育学(Pedagogy/Pedagogics，，Pedagogie)，也吸收了英语国家的教育学(Education/Education Studies)，所以发展至今中国教育学就深深地打上了欧陆(包括苏联)和英美两种教育文化的双重烙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学界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石，试图重新确立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并依据中国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吸收和综合欧陆、英美两种不同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开展包括经验性研究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教育教学研究，重建和完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以便有效地促进当前与今后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一、西方教育学的两大传统与中国教育学

      教育学在西方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甚至在英语国家也不承认它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研究领域。在这点上，教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迥然不同。其他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统一的，在各种语言里都有一个统一的学科名称。以人类学为例，虽然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总归是一个学科。例如，挪威、奥地利、英国和美国四位学者撰写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One Discipline，Four Ways：British，German，French，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1]，从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看，四位不同国籍的作者都承认英、德、法、美四国的人类学是一个统一的学科，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方式不同罢了。但是，从本文所探讨的西方教育学的两大传统看，以德国为首的欧陆国家早在19世纪就承认教育学是大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一般都不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只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1.欧陆教育学与英美教育学：两大不同的研究传统与范式

      国内最先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关注欧陆教育学与英美教育学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学者，当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黄志成教授②。他在《教育学报》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教育研究中的两大范式比较：“日耳曼式教育学”与“盎格鲁式教育科学”》。随后，笔者也进行了系列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上发表了《教学(理)论与课程论关系新探：基于比较的视角》，在该刊2011年第7期上发表了《“教学论”与“教学理论”概念之辨》。再后来，王飞博士和笔者又在该刊2013年第1期上发表了《苏联教学论与美国课程论：在中国的误读与误解》，以及笔者在《教育学报》2015年第5期上发表的《教学论与教学法关系探析：(跨文化)比较教学论的视角》。此外，《教育研究》2013年第3期上笔者的论文《比较教学论：21世纪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涉及英美的教育科学与欧陆教育学的差异，以及我国如何从国际教育学科的两大传统吸取理论资源、尝试重建比较教学论的问题。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程亮博士对中外教育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与分析，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学比较研究的论文，如他在《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上发表的《多元的传统与交互的生成——教育学知识建构的跨文化比较》，以及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上发表的《教育学制度化的兴起与逻辑》。程亮博士的这两篇论文都可以看作是运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思维对各国教育学所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国际上，基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思维对教育学科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就笔者所知，当推挪威教育学者甘顿(Gundem，B.)和德国教育学者霍普曼(Hopmann，S.)，这两位学者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就开展了一项关于欧陆教学论与英美课程论两大传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教学论与课程论：一场国际对话》一书[2]。随后霍普曼又与美国著名课程论学者韦斯贝里(Westbury，I.)和瑞士教学论学者李夸特(Riquarts，K.)一起主编出版了《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教学：德语世界的教学论传统》一书[3]。这场西方内部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教育学科的跨文化对话，可以说是19世纪教育学科形成以来西方欧陆文化传统的教育学(包括教学论)与英美文化传统的教育科学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深入的对话。最近，另一位欧洲教育学者比斯特(Biesta，G.)发表了《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学科与理论：英美国家与欧陆国家建构教育学科的比较分析》，这篇论文是从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视角对英美教育学与欧陆教育学所做的深刻的比较分析。比斯特认为：“这两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因为它们运作的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假设和理念。”[4]在比斯特看来：“在英语世界，教育研究通常被理解为对教育过程与实践的交叉研究。因此，教育研究高度依赖一系列不同学科的理论输入。”[4]其结果是，“在英美等国家，教育领域的建构所缺乏的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念(the idea of education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4]。与之相反，“在欧陆，尤其在德语世界，教育研究显然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形式和建立理论的传统”[4]。由此可见，即使在西方两大教育文化传统内部，教育学迄今也尚未完全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