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19X(2017)04-0026-06 审视当前的教育现实，存在部分教师德性不高的现象。部分教师追求物欲的刺激和低俗的享乐，敬业精神不够，甚至突破道德底线对学生造成种种身心伤害，规训化教学、灰色交往等也时有发生。尽管这不是普遍现象，但部分教师德性不高是不争的事实。而造成教师德性不高的原因，自然异常复杂，有来自外部的文化、社会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教师自身的因素。这其中任何一方面的阙失，都有可能导致教师德性发展陷入困境。 一、教师德性之困 当前，社会在普遍认可教师德性重要性的同时，形成关于教师德性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师德性是教师的奋斗目标，教师只有不断接近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才能在教育生活中不断完善自身、提高德性。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概括为“教师德性至上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师德性是维持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教师在工作中只要具备基本的德性就能奠定良好基础。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教师德性基础论”。事实上，无论是“教师德性至上论”还是“教师德性基础论”，都容易使教师德性陷入困境。 对于第一种观点而言，强调教师“以德为先”，教师德性总是处于当时社会道德的最高水准上。此种观点容易割裂教师德性与教师生活的整体性，完美无缺的道德期待极有可能遮蔽教师作为“人”的真实存在。一旦这样的观点无限扩张甚至泛滥成灾，将对教师产生无法承受的压力。当教师的实际表现离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产生消极无助，心理失衡，长此以往，行为的失范、教育的低效将不可避免。同时，高标准的德性期待也将因其遥不可及而形同虚设。 对于第二种观点，教师德性则表现为教师的基本职业道德，教师只需要恪守教师基本的行业规则即可。此种观点强调对教师德性的控制与考核，将教师德性具体化为各种条目，以可量化、可评价的指标体系规范教师的行为。此种观点容易导致以制度规约教师德性，一旦推向极端，制度的建立将会成为教师德性生成的桎梏。过度的制度规约剥夺了教师的“志业感”和“责任伦理”，教师德性可能最终会被机械地操持和算计。正如周淑卿所言：“政策上所设定的，以为能藉以促成课程改革的教师专业角色，往往因缺乏教师的认可，流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难以拓展。”[1] 可见，“教师德性至上沦”和“教师德性基础论”都存在弊端，这便导致教师德性发展陷入困境。教师德性的“圣化”实际带给教师的是束缚，传统文化对教师的各种隐喻，如“蜡烛”“春蚕”“园丁”“工程师”等，即是“教师德性至上论”的体现，其看重的是教师社会工具价值的发挥，忽略了教师个人主体价值的实现，容易导致社会需求与教师个人诉求的矛盾。而以规范制约教师德性，则会引起教师德性生成的被动与消极，况且，规范只能提供有限的条款，它无法穷尽教师所有的教育生活。当规范面对复杂教育生活情境时，其作用就会显得苍白，甚至让教师产生一种印象：法无禁止即可为。当前，媒体报道中教师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以“心理疗法”为名猥亵女学生等等更是让我们对规范的约制成效屡屡表示怀疑，同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外部规范的约束并不是改善教师德性低下的最好选择。那么，教师德性该何去何从?教师德性发展该以何标准?为何两种存在弊端的教师德性，却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两种德性论争论的根源何在? 二、教师德性之困的根源分析 审视两种德性论之争，其根源正是由于教师德性的双重属性，因为社会与教师个人的矛盾，引发高标准的要求与基本的职业素养之间的差距与争论。深而思之，为何会出现教师德性的社会要求与个人诉求之间的矛盾?为何教师德性的高标准与底线论无法并行不悖?究其原因，或能从人性的解读、伦理价值的矛盾、制度规约的两难中找到解答。 (一)人性假设的复杂 德性的研究总是以既定的人性预设为前提，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无论是认为道德来自天意，或认为源于人的生活，都着重研讨了道德与人性的关系。”[2]不同的人性假设则会导致不同的教师德性观。 关于人性的研究，典型的包括性善论与性恶论。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性善论的代表。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人的不善源于后天的环境与生活经历。正因为人性的善良，人才有向善的可能性。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当成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依靠道德和天性就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所谓的“德治”“仁政”即是其积极倡导的统治方式。因此，性善论对于德性持积极乐观态度，强调道德的自我约束，重视精神的激励作用，认为人应当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中，最高尚的就是道德追求，以道德高尚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奋斗的榜样。性善论强调德性建设重于制度规约，孔子曾告诫世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4]道德真诚远比监督机制更具有说服力。 商鞅、荀子、韩非子及李斯等人则提出性恶论的人性观点。荀子认为：“今之人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5]他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欲望和需求是每个人的情性，只有通过礼仪教化的作用，才可以“化性起伪”。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成文统一的法令，只有法令才能阻止个人各行其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6]，只有使“法、术、势”相结合，才能实现天下大同。在西方，性恶论的代表有霍布斯、休谟、伊壁鸠鲁等。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倾向于保全自己。对个体而言，利己的动机是首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是个体的首要选择，他人的利益只有在利己动机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所顾虑。因此，性恶论强调法治，重视制度的规约。与性善恶强调“以德治国”不同，性恶论提倡“依法治民”的理念。在性恶论看来，德性虽然重要，但试图依靠德性维护秩序，乃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