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陆上丝路贸易的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7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6-0121-09

      元代是丝路贸易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不仅在丝路经贸的范围和程度上远超前朝、在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教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将丝路发展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认知和了解古代中国的窗口，深刻影响了沿途国家和地区。李约瑟曾在其著述中高度评价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时，传来了另一串发明：火药、丝绸机械、机械钟和弧形拱桥……世界受惠于东亚，特别是受惠于中国的整个情况正在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①这些发明不仅彰显着独特的东方智慧，更间接播下地理大发现与近代革命的种子，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除李约瑟外，许多当代学者也对元代丝路新发展给予了较高关注和评价。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游牧民的世界史》②等书中均指出，蒙元时期的重商传统和自由贸易政策是欧亚统一市场形成的重要条件。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③一书也认为，蒙古帝国的统治使得整个欧亚大陆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重要的纽带便是跨国贸易。Nichols J.(2011)④将蒙元时期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the first major steps towards globalization)，肯定了元代在世界贸易史中的关键地位。Barisitz S.(2017)则在回顾整个陆上丝路发展史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元代丝路贸易政策及积极意义，并将这一时期称为丝路发展的“第三次高峰”(见表1)。

      目前国内学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两代，对元代对外贸易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够，对元代在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识不足，相关记载或评论散见于各通史与专门史著作中。如王孝通《中国商业史》⑤对长途贸易中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驿站制度进行了评述，对这一问题较早进行了研究和探讨；韩儒林《元朝史》⑥对元代海陆贸易所涉及的国家及物产进行了详细介绍；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⑦就对外贸易所涉及的商税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⑧、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⑨两部著作对海外贸易政策给予了特别关注；等等。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元代丝路贸易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对元代陆路贸易问题关注不足；第二，缺乏对元代陆路贸易体制及机构的系统梳理；第三，较少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元代贸易勃兴的根源。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梳理元代陆上丝路的概观与缘起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析元代丝路贸易政策与制度构建问题，借助较为前沿的研究成果，重新认识和评价元代陆上商贸活动。

      二、元代陆上丝路贸易之概览

      元代陆上贸易大致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两部分。“北方丝绸之路”是汉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是元代经由四大汗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进行外交和经贸往来的坚实纽带。由于其途经之地大多为高山、荒漠、戈壁，故主干道受到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等东西山脉切割，主要依托山脚零星绿洲或水草丰茂之地而设。“南方丝绸之路”则以成都为起点，自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三条线路向西、向南直达印度和缅甸。在航海和造船技术不够发达的时期，南方丝路是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沟通的重要桥梁。《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以“成都府”“建都州”“哈剌章州”“金齿州”等多章笔墨详细描绘了其作为使者入缅途中的所见所闻，可证当时南方商路设施已比前朝大为改善，各主要国家的商贸关系已基本建立起来。

      元代陆上丝路贸易长期保持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并存。在官方贸易上，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各国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各国连通。在民间贸易上，私商群体庞大且多元化。上至贵族、官员，如位列宰辅高位的阿合马、卢世荣都是富商的典型代表；下至豪商、中小商人，特别是与蒙元政权关系密切的回回商人，更是商贸的活跃分子，在各类史书中多有记载。

      元代陆上丝路的勃兴，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蒙古军团的三次西征极大地开拓了元代疆域，建立起“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1)的庞大疆域，彻底破除了东西方经贸往来的藩篱。元人曾骄傲地说：“我国家疆理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蜀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使驿往来，如行国中。”(12)其二，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上，元世祖即位，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3)，并置劝农司、务农司，将“人口增，田野辟”正式纳入官吏政绩考评体系。元代农村为扶植农事而兴起的基层自治组织“农社”更是具有创造性的举措，沿袭古代中国农村守望相助的传统，并在经济合作职能上进一步深化。手工业上，在西北、西南等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建立手工业品原产地，极大方便了陆路贸易，如在新疆设置染织提举司、染织局，在肃州设毛缎匠提举司等。元代最具特色的酿酒业也在官营轨道下日益兴盛，其生产的葡萄酒、烧酒不仅供宫廷享用，也成为赏赐外来使节和贵族的绝佳礼品。仅1323-1332十年间，《元史》中对各地进贡和受赏葡萄酒的记载就有6次之多。其三，开放包容的草原性格。宋宜昌曾以“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转机”的极高赞誉来评价元朝：“蒙古族注入的新血统，使中国人从宋人只知苟且偷生、毫无大志的萎靡状态中清醒过来，懂得了生存法则的残酷性，已经具备了征服海洋、走向世界的野心和能力。”(14)蒙元走向世界既体现在武力征服中，更体现在商业贸易中，其崇商传统不仅与游牧的半独立性有关，也缘于统治者极力推崇。在蒙古族传统训言《必里克》中，成吉思汗这样教导子孙：“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鼓励儿子们射箭、骑马……使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掌握他们所知道的本领。”(15)成吉思汗对商人不惧艰险、勇于开拓精神的赞美与推崇，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