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无名艺术史”的界定 中国传统的书画史学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其研究的起点与对象一直都是所谓“有名的”甚或“著名的”艺术家作品及其理论，且一直延续着统一的学术价值判断的路径，进行归纳、陈述、品论、鉴藏、考辨、著录，其观照的视野也在文人士大夫的治史体例中保持着连贯性和统一性。而大量的没有进入他们视野的民间的、“无名的”艺术史，除了在金石学家那里得到了些许关注外，真正成为作为学科的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30、40年代（即民国中晚期）。 本文所称之“无名艺术史”，是与经典的传统书画史相对应的一个现代学科意识下的专属研究领域，而并非一个门类史的概念所能完整包含的。在民国中晚期渐进成型的“无名艺术史”所包含的门类涉及相当丰富。从后来通行的学科归属来看，它涉及工艺美术（设计学）、民俗艺术（民俗学）、边疆民族艺术（民族学）、史前人类艺术（人类学、宗教学）、考古艺术（考古学、社会学）等；从研究对象来看，它涉及建筑史、雕塑史、绘画史、宗教美术史、民间艺术史等门类。 经典艺术史都是围绕那些“有名的”或者是“著名的”且被历代所推崇的艺术典范而展开的研究，而“无名艺术史”则是关注那些被忽视的、鲜见于史书记载的、非中心化的、通俗性的、生活化的民间工匠或艺人完成的边界模糊的艺术。之所以说其边界模糊是因为，“无名艺术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交叉学科领域，涉及的对象与问题可以从多角度多学科的层面进行研究。同时，“无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也并非全部是涉及审美问题的“美的”艺术品。所以，民国中晚期的“无名艺术史”实际上也并非纯粹针对艺术性的研究。围绕着“无名艺术史”展开的研究问题既有考古学问题、人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宗教学问题、民俗学问题、文字学问题，还有艺术本体问题、艺术观念问题、艺术文化问题、艺术创作问题。总起来说，内容庞杂，研究分散，不成严格体系。以至于1949年以后“无名艺术史”也并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学科概念，而是分散进入了各个人文学科研究领域。 因此，关注民国中晚期的“无名艺术史”研究，既是对新艺术史学的启迪，也是厘清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学、民俗艺术学、艺术社会学等一些现代交叉学科的关系的历史证词。 二、民国中晚期“无名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西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 进入20世纪以来，在“废科举、兴学堂”趋势下造就的中国现代办学理念，多引入西方学科体系下的分科方式与知识系统，加上清末民初的“采西学、求变法”之趋势，使得西方学科观念对传统学术研究容易产生正向影响。西学归来的青年学子与革故鼎新的知识精英不断地在西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下修正传统的学术价值取向。 例如，留学德国并获博士学位的滕固，在其美术史研究中采用当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流行的风格学和图像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史。他翻译了瑞典学者蒙德留斯博士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①，将考古学的“体制学”方法介绍给国人。并且，滕固还在30年代中期亲自考察了陕西、河南、江苏、山西等地的古迹遗址，将考古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运用于艺术史的研究②。可以说，将考古学与艺术史相结合开展研究是20世纪上半叶“无名艺术史”研究的最突出特点。 又如，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岑家梧，受到在日本学界流行的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他对史前艺术史和图腾艺术史的关注就运用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西学理论与方法，并且在4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艺术论集》中有专论《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中国民俗艺术概说》、《论艺术社会学》、《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等篇章，体现出与“无名艺术史”研究直接相关的西学理论与思维方法。 此外，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等西学理论也悄然影响了“无名艺术史”乃至现代学术的整体思维。无疑，不管是图像学、风格学、考古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这些西学体系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在民国时期已经渐进渗透到“无名艺术史”的研究之中。 （二）具有研究价值的考古新发现逐渐增多 “无名艺术史”研究的勃兴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可以说，如果没有20世纪初如斯坦因、伯希和、沙畹、安特生、伊东忠太、滨田耕作等一批域外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我国西北文物的探险式考古，就不会那么快地刺激到国人对考古学的关注，也更谈不上艺术史研究在视野、方法和路径上的现代转型与拓展。当然，重要的还是在20至4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代学者李济、傅斯年、裴文中、董作宾、马衡、吴金鼎、容庚等对殷墟、仰韶文化遗址、周口店遗址、山顶洞遗址、城子崖遗址等处的考古新发掘③，以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等机构、团体对各地古代文物史迹的田野调查，这些都为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提供了更为丰富而实在的“无名艺术史”的材料。 比如，关于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敦煌石窟艺术、西北陵墓建筑及雕刻、民间装饰雕刻、画像砖石、瓦当等涵盖民间艺术、宗教艺术、墓葬艺术在内的“无名艺术史”研究，正是在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的共同探讨中进行的。从1938年7月滕固主编的《中国艺术论丛》④，到1941年冯贯一编著的《中国艺术史各论》⑤、1940-1944年王子云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所著《秦汉瓦当艺术》、《汉代陵墓图考》、《唐代雕塑选集》、《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⑥等论著中，可以看出30、40年代的“无名艺术史”研究涉及的问题与方法并非是从传统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里面有大量内容属于对考古新材料的艺术史研究，且考古学家也参与其中。例如，在《中国艺术论丛》中就收录了马衡、黄文弼、徐中舒、唐兰、董作宾等历史与考古学者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