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自我指称的无论是作家、艺术家等创造者还是受众，文艺与个体自我的关系无疑是自古以来文艺理论中最为复杂的基本问题，它不仅牵涉文艺的价值、真理与功能等一系列问题，更牵涉到作为个体自我的世界观、认识论等更为形而上、更为本体性的问题。并且，对这一基本关系的认识始终与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人自身认识的深化，乃至现实中人类面对自然与社会的种种困境如何实现自我救赎的思考等等问题紧密相连。纵观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自我与文艺的关系一直是处于丰富而多元的理论场域中，从西方古典时期的代神立言的无我状态到“认识你自己”人本主义理性精神的高度张扬，人类自我和个体自我都在不断被发现、被丰富。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接续了大写的人、大写的自我，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等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起把人推到了神的宝座，人学代替了神学，自我成为文艺最终的立法者。18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无疑把自我作为艺术最终的目标和文本背后的价值尺度，无论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大写的群体性自我，浪漫主义艺术大写的个人自我，抑或是各种现代主义的那孤独的、隐秘的、纯粹的小写的个人自我，后现代主义那碎片化的、平面化的个人自我，艺术中的主体自我都得到不断丰富和充分展开。 关于主体自我的认识，各种理论呈现出多元、矛盾而又具有补充性的维度，每一种自我的展开形式不仅仅是对其他形式的丰富和补充，更是对其他形式的挑战和斗争。这些形式中，既有以启蒙主义为代表的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先验的个体自我，这是精神的、智慧的乃至神性的、统一而完整的个人自我，也有打开人的自然和感性向度的诸如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肉体的或无意识的自我，人类及其艺术不断向个体自我靠拢乃至龟缩，日益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现代文化高扬个体自我确实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促进工业社会前进的推动力。但是，这一试图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理性主义承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其后的长期冷战、核战争阴影以及后工业消费时代对自我主体性的彻底控制与被剥夺而变得面目全非。“人死了”，“主体死了”的判断不绝于耳，人类与个人非但没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反而日益走向自我的消亡。与现实社会一样，艺术也同样越来越内化、越来越个体化乃至神秘化，在个体自我的小世界中越走越窄。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创作，不得不打破个人封闭的世界，转向将碎裂的主体重新联系起来的模式，以求构建新的自我主体性，一种主体间性，为艺术，更是为人类和个体自我探索新的可能。 一、语言革命与主体解构 如果说从古希腊柏拉图的模仿论到心理学派、自然主义的一路兴起表征了西方文论对“自我”的扩张性认识——从本体意义上的理性主体自我，到生理意义上的自然自我，再到自然与精神相结合的自我探寻，关于自我的内在层面的认识不断获得拓展，同时也透露出整体性自我消解的端倪；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则表征了西方文论中“自我”发展的另一种模式：自我从欲望的扩张之中解脱出来，进而内敛、消解在新兴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理论逻辑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将研究重点侧重于语言的“共时”性质而非语言的历史演变，这是一场语言学上的巨大革命，而这种思维为“自我”的这种发展模式提供了最初的垫脚石。文本解读从此不再延续之前与主体及其社会生活大背景相联系的道路。结构主义要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其目的就是要找出它所用的“语法规则”，把文学作品当成一套如自然语言一样的表意系统，找出“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言能指和所指概念的活跃，带动了文学走向一个围绕文本结构、文本规则的小我符号化循环，自我失掉了其有血有肉的个性色彩，转而成为一种符号化建构。所有的文字都可以被提炼为符号，所有的身份都可以被解释为符号。 无论是强调文本是上帝之旨、自我表现抑或欲望表征，文本都曾被作为自我或自我背后的上帝的象征之物而存在，但这一思想却遭遇了结构模式的强烈冲击。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在用结构的观点分析社会时指出，不用借助任何外界因素，仅通过对众多不同表现形式本身的研究，就可以找到一个囊括并说明各种现象的符合逻辑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所谓的结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符合这一理论。在西方集体走向自我消解的路途中，“结构”的出现是文本中自我消解的重要一步。自此，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开始认为文学作品中最具“文学性”的部分是建构意义的方法，而非意义本身，结构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①。到了后结构主义时代，将一切符号化的大环境使得意义的生成模式更加多元，自我在文本中的呈现也就失去了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倘若说结构主义还固执于将“结构”作为理论所奋斗的终极目标，后结构主义则是将所建立的一切统统颠倒，消除中心与本源，自我的消散有了樯橹灰飞烟灭的意味。“它肯定游戏试图并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心安的基础”②。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中，文本面临的是一场革命。结构主义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大而全的、可以概括世界万象的结构模式，而在这样的模式中即将或者正在被瓦解掉的正是自古以来每个文本的独特个性，而这独特个性来源于不同的作者及其对当时特定的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与折射。结构主义力图达到的目标是为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找到一个或有限多个原始模型作为根源。与之相反，后结构主义在对文本的自我消解中走上更加多元的道路。德里达的名句“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该在别处有它的中心”③，其表明在后结构主义时代降临的时候，中心是一个不确定的场域。文本中曾被固定为自我、被固定为独特个性的元素，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则变为了一种可以随时被替换之物，“如果你进而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要素，你将永远不会见到文学本身，只有一些它分享或借用的特点，是你在别处、在其他的文本中也能找到的。”④换言之，结构主义用符号化的模式概括出不同文本的共同结构，消解每个文本中的独特之处；后结构主义则将整体的文本变为碎片，取消了原本的中心和意义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