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由此开始，中断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开始得以恢复重建。显然，这一事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杰出而开明的政治领袖为当代中国政治学获得新生打开了机会之窗，而更应该视为改革开放为重新恢复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问题是，转瞬近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面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政治学其处境似乎不尽人意。 面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当然不只是政治学。不过，不管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面对改革开放意味着需要正视这些基本事实：一方面，作为中国政治之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其治国理政的战略早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以改革的气势推动国内全面发展，创造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坚持现行党政体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和健全，国家法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不仅呈现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活力逐步增强，公民权利意识也日益觉醒。 显然，面对上述现实新格局，不同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处境大为不同：经济学因经济不断增长以及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需要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法学得益于国家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以及经济社会生活对法学的需求显得很时髦，社会学由于聚焦于中国近40年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也显得生机勃勃。但是，相对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处境就显得比较尴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境况，除了政治学发展空间的某些外部制约因素外，可能与当代中国政治学自身已有的三种选择有关。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这三种选择归纳为“老三解”(解说、解构、解释)。也许，反思和检讨这三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学进一步拓展自己新的选择空间。 第一种选择是“解说”。解说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层次上，较低层次的解说就是为官员个人的观点、政策方案或官方决策背书，较深层次的则是为极“左”的或比较陈旧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辩护。这种选择虽然通常不为看重学术品质的政治学人所认可，但其往往以政治学研究的面目出现，以实现为现行政策以及体制辩护的目的。这种在功能上立足于辩护的解说因其缺乏扎实的学术研究的支撑而难以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不仅在政治学的学科成长中难以得到认同，其实也未必真正为官方所看重。不过，糟糕的是，这种选择对政治学学科声誉的伤害非常之大。 第二种选择是“解构”。这种选择是从某些政治价值理念出发，设定一定的政治理想作为参照标准，从批判现行政治体制入手，凸显现行政治体制与某种价值理念的紧张，进而提出要解构现行的政治体制，使之向某种理想的现代政治体制转型。这种始于批判终于解构的选择似乎为中国政治发展描绘了一副美好的政治蓝图，开出了一个前途光明、极富感召力的理想前景。然而，现行政治体制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具体路径达到所设定的理想政治境地?目前，学界在这方面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理由充分、操作可行的答案。直言之，这种以解构为立足点的选择在勾画理想、批判现实方面有余，而在建设性地推动现实发展方面显得严重不足，因而也难以承担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责任担当。 第三种选择是“解释”。相对前面两种选择，这种选择的优点是把中国的现实政治作为客观的经验研究对象，力图通过采用现代政治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检验现代政治科学理论，论证其普遍性、展现其解释力。换言之，这种选择不仅直接面对经验事实，而且其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显得更为科学，其目标在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出上述“解说”、“解构”的路径选择。显然，这是寻求政治学科学化的重要努力，其合理性无可质疑，其成效也较为显著。但是这种选择本身也存在缺陷和盲点，其背后隐含的一项学术目标是对西方政治理论的验证和补充，并借助中国经验来扩展西方政治理论或概念的普适性。也就是说，虽然面对和处理的是中国经验，而且使用的方法属于科学研究方法，但是其理论指向却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给予检验或证明，至于如何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反而没有被置于学术研究的重心。 坦率地说，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巨变及其伴随而来的大量现实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上述三种选择或令人失望或让人难以满意。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我们提倡和呼吁政治学人做出三种新的选择(当然，在目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这些“新选择”并非完全不存在，事实上，以下论述将表明，政治学人其实已经开始探索新的选择)。我们不妨称这三种“新选择”为“新三解”。 第一种选择是“解析-阐释”。这一选择的主战场是政治哲学，它主要有两条实施线路。一条线路是对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核心术语和关键概念进行系统的澄清或细致的解析。例如，近年来，为改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讨论的言语环境，一些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就对人权、自由、民主、共和、妥协、宽容、合法性等基本概念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辨析。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毕竟，概念的明晰是开展交流与对话的前提，而这一点，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来说，显得格外紧要。”②显然，在这一线路上，一些学者的选择已经很自觉，其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研究清理地基、扫清道路。另一条线路是分析和阐释政治价值的基本理念。举例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公共理性”都是一个承载政治价值的政治理念，然而，它尽管使用率甚高、流传颇广，却是一个清晰度低的概念，其内涵众说纷纭；如果不对其进行精细的分析和完整的阐释，其后果不只是增加学术分歧，而且可能导致价值误导。故此，有学者认真搭建分析框架，从强力、认知与伦理三个维度对其分析，努力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认知与伦理是当代公共理性理念的内部构成性要件，而强力是其外部保障性要素，力图以此为“公共理性”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个恰当的起点。③也许其具体阐释还有争论的空间，但不难看出，这即是本文所说的“分析、阐释”线路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