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教育改革更引人瞩目。因为教育问题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靶子,总统在竞选纲领中,无一不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计划。布什总统想成为“教育总统”,而克林顿总统则信誓旦旦:“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把教育置于第一优先的位置”, “我们应当创造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 使每个18岁的孩子都能上大学,并使我们所有更年少的孩子都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政府应“对教育改革承担真正的义务”。克林顿的这些誓言所传递的信息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干预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克林顿政府既然在教育诺言中表示要承担教育的职责,那么如何承担职责?克林顿提出了什么教育主张和观点或采取哪些措施以实现这些主张?本文将从克林顿的政治哲学观和价值观着手分析他的教育观。 一、克林顿的政治哲学观和他的“二元”教育权 克林顿认为,在美国过去的10多年中有“两种错误论调”的政府作用的政治哲学观,一种是民主党的传统主张,它要求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干预,“政府应花更多的钱”;另一种是共和党的主张,它认为“政府从来就是不好的,只要摆脱政府,让人们自己照顾自己,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罗斯福“新政”以来,在美国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党自由派的主张,他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政府,由政府出面对国民政治经济进行干预,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团体(穷人、少数种族、妇女等)进行扶持,以强行实现平等。这一派的主张在七十年代以前属美国政坛的主流思潮。另一路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他们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由市场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这种主张接近于“新政”以前美国社会的传统思想。自八十年代以来“保守派旗手”里根当政之后,共和党这一派的主张逐渐占据了上风。 九十年代以来,以“新民主党人”自居的克林顿不但与传统的民主党拉开了距离,而且与共和党划开了界线,走上了一条政治的“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声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为此削减了22.5万联邦雇员,废除了1.6万页的规章条文和削减近200个项目,他也承认“政府在非常个人化的事务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另一方面,克林顿坚决反对放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责任,指出“不该回到各自为战的时代”,并且给政府规定了市场所替代不了的作用,他说,“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但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的经济中)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1〕。显然克林顿把自本世纪五、 六十年代以来提出的平等教育机会作为政府在教育上的追求目标;他还把教育事务摆在他致力于国内事务解决的重要位置上,这从他在国内事务的轻重安排上看出来:平衡预算、减税、改进教育质量、改革福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这与他前一任时期的安排形成鲜明的对照:刺激经济增长、全面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平衡预算和教育改革。克林顿说,“政府在削减赤字、降低利率、控制通货膨胀、限制低劣的企业行为、扩大世界贸易的机会、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增加教育机会等方面起着中心作用”(第67页)。而且,联邦各州大幅度削减预算时,也不能减少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支持。 克林顿的“中间道路”政治哲学观使其主张教育权的“二元性”。他提出,教育费用应当由地方一级或州一级承担,而不是私人承担;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援助,并给学生发放贷款。在教育权问题上不仅提出了受教育权扩大的问题,而且提出了教育选择权的问题,即所谓教育权的“二元性”。前者是由政府提供保证,后者把选择受教育权利交给人们。为此,克林顿主张设立教育部和完全支持自愿择校。他支持选择公立学校但反对将公民税收资金投入私立学校的担保制度(即教育凭证制度)。他说,“在联邦政府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事业时,目前还不是由国家采纳计划支持私立学校的时候”。这种观点与布什和多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布什认为应允许家长在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中自由选择,但克林顿坚持只能在公立学校中选择,担心自由选择会使公立学校的资金和学生过多地流入私立和教会学校。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克林顿和布什都认为应通过给家长以选择学校的权利将竞争机制引入公立学校。多尔则主张撤消教育部,其理由是把交给教育部的经费节省下来,实施“机会奖学金计划”,这样低收入的父母与别人一样有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就读。克林顿为实现“二元性”的教育权,采取了两种措施,一种是教育税收减免,一种是创建新学校,——“宪章学校”(Charter School这一词有多种译介,有译为“执照学校”,有译为“特许学校”。)。 二、克林顿的“三元价值观”和他的教育观 克林顿指出,在他入主白宫之前共和党保守派的政治哲学论调主导着美国的政治,由这种论调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导致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以来最缓慢的就业增长,仅12年间国债就增长了4倍;不同种族和不同的民族的集团之间的分岐和冲突更加严重。因此克林顿把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相提并论,他也因此与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平起平坐,并从那个时代寻找他治理国家的灵感。克林顿认为,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同样处在一个深刻的、有时是前后矛盾的变革时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农场涌入工厂,从乡村涌入城市。那是一个新的机会产生时代,也是生产方式、工作性质经历脱离传统根基和陷入混乱的巨大痛苦的时代。面临如此迅速的变革,结果导致了“进步运动”。在克林顿看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进步运动”中摇旗呐喊并提供了方向性指导。罗斯福总统确保了自由市场体制为所有美国人服务,保护了人们不受工业时代弊病的危害,保护了国家的自然资源,确立了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改革了政府。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运用美国政府的权力,确保美国在新时代来临的过程中获得利益。显然克林顿想从这两位总统那里确立他的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