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延明 孙传宏,系曲阜师大教科院教授、副教授,曲阜273165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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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始于70年代,迄今已走过近20年的光辉历程。正是这场除旧布新的教育改革,拯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教育,使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正是这场成就卓著的教育改革,有力地启动并高质量地构筑了教育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从而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所有这一切都与邓小平这一世纪伟人的名字紧密相联。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1]教育改革的现实和科学的理智都告诉我们,对于邓小平在教育改革中的功绩应给予同样的评价,没有他那高层建瓴的总体设计,没有他那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理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就没有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崭新局面,就没有中国教育的今天。

      一

      科学的理论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2]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便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并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大体分四个阶段而逐步形成、确立、深化和完善起来的。

      1975年2月至1978年11月,是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阶段。1975年2月至1976年4月,他在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其中便包涵了教育的整顿与改革。从邓小平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实质性的拔乱反正时期,邓小平的教育改革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形成。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稿有16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其中有6篇直接论述教育问题,另有6篇也多与教育有关。教育是他在这一时期集中关注的问题,其教育改革思想也“先于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而形成。[3]。其基本要点是:冲破禁锢,正本清源,恢复高考制度,整顿教学秩序,讨伐僵化思想,提倡实事求是,为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思想路线和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他解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切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方法。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定“两个凡是”、推翻“两个估计”为起点的。否定“两个凡是”、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拔乱反正的关键,也是教育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创榛辟莽,率先发出了讨伐僵化思想的檄文,使教育战线冲破了“左”的樊笼,思想大解放,为拨乱反正澄清了认识,为教育改革开辟了道路。1978年5月他又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意义深远的论战,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进一步打破了思想僵化的局面,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扫清障碍,并逐步使其睿智明达、深谋远虑的见解转化为党的集体认识。他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重要讲话中,就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论证和回答,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4]主张恢复教师的职称制度,重奖贡献突出的科教人员。他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科技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鹄的。[5]

      1978年12月至1985年3月,是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确立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错误,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新的工作重点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发展教育。[6]邓小平教育改革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在全党确立,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思想写入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并更进一步明确。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确立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体制”。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以“大革文化命”为部分内容的“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7]科学论断,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8]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1985年3月,邓小平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确定了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昭示了21世纪中华民族优良素质的灿烂黎明。

      1985年5月至1991年12月,是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改革思想的深化阶段。1985年5月在他主持下制定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指出了我国新时期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蓝图、方针、原则和步骤,确立了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深化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促进新教育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之后,我国的教育改革激流勇进,由最初的恢复、调整与单项改革(1977—1985)进展到了整体性深化阶段(1985—1991)和法制化时期,农村和城市综合教育改革实验分别在1986、1987年启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于1986年4月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成熟的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教育改革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在此期间邓小平还就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和精辟论述,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进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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