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与对话式教育结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云恺(1950-),男,江苏南通人,南通师范学院副教授,学报副主编,主要从事教育原理研究。南通师范学院 教育系,江苏 南通 226007

原文出处: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对话式教育内含“独白—对话”之间的相互包含、循环再生的“生态”结构关系。对话式教育基本上是由作为片段的师生各自的“独白”链接、融合而成的。现实语境中存在两种“独白”:一种是实质为独断的“独白”;一种是个人言说之“独白”。不可将“教育中的‘独白’”一概地隐喻为独断,否则便会将“教育中的‘独白’”与“‘独白’式教育”混为一谈。完全消解了“独白”的“‘对话’式教育”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为促进学生主体的确立和主体间性的生成,必须既倡导和强调“对话”,又鼓励和尊重“独白”,把包括“独白”在内的“对话”的权利还给学生,在“对话”与“独白”的必要张力中理解和构建对话式教育。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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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3)06-0026-04

      “对话”式教育作为教育交往理论的实践形态,自提出后备受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它突破了某种意义上的“独白”之局限,把教育意义的单向传达变为师生互动,使“塑造人”之被塑对象的完全被动性回归到师生主体间的教育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在倡导“对话”式教育的同时,如何看待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独白”;具体言之,这种“对话”式教育是取消了“独白”的“对话”,还是容纳“独白”于其中的“对话”,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倡导和强调“对话”式教育教学的论文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但有些观点,如认为“从词的形式与意义上来讲,‘对话’是‘独白’的对立形式”;要完成意在消解“独白”的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1]等,却不敢为笔者所苟同。本文以探讨对话式教育结构为切入点,谈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一、独白—对话:对话式教育的“生态”结构

      似乎与“对话”对立而遭厄运的“独白”先是在哲学领域中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启发了教育界,而后才受批判于教育教学活动之中。现代哲学强调“对话”,但一般并不一概地否定和拒斥“独白”,相反,却认为作为“个人言说”的“独白”是“对话”的背景和基础,或至少互为背景和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背景、基础和条件,“对话”则无必要也无可能,因而高清海的学生秦光涛博士正确而又形象地称“独白”与“对话”的关系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2](P140)从历史上看,包括强调“对话”在内的诸多观点、学说均以“独白”而展示自我;任何“对话”,其中包括哲学上和教育思想史上的“对话”,无不建立在不同观点之各自“独白”的基础上。例如:当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人分别提出万物产生于物质时,他们是“独白”;柏拉图根本不同意万物始于物质的观点,创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理念论,他同样是“独自”……从教育上看,形式教育论是“独白”,实质教育论也是“独白”;学科课程论是“独白”,活动课程论也是“独白”;赞可夫是“独白”,苏霍姆林斯基也是“独白”……一部煌厚厉重的人类哲学史及教育思想史其构成的基础是风格迥异、各具个性的独白,正是这种独白包含着对话,产生了对话,推动了对话。在教育活动中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白”,其之于对话式教育的意义亦如此。

      须指出的是,“独白”这个词原本并不包含任何贬义色彩,认为“独白”有自说自话、不听人言、自我中心之嫌,是对“独白”的误读。无论是英语中的monolog,还是汉语中的“独白”,其成词的时间都不早,是随戏剧的流行而得以流传和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将“独白”释为“戏剧、电影中角色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愿望的话”。[3](P309)由此定义可见,“独白”的基本词义是“个人之抒怀”、“个人之言志”的“个人之言说”。在这个基本词义里,并不必然地包含“自我中心”的倾向,也不具有与对话对立和独断、“反交往”的意味。将“独白”一词运用到教育活动中来,一般地说,只是“角色”及其活动场域的变化,“个人之言说(言志、抒怀)”的基本词义不变,词的感情色彩在一般情况下仍属中性。

      毋庸讳言,在不少哲学家的视域中,对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涵,释义学大师伽达默尔就持这样的观点。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一个对话事件,理解与“解释”没有根本的区别,但这些观点中并没有一概地排斥“独白”的意思。伽达默尔在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辩证法誉为“进行某种真正谈话的艺术”[4](P471)的同时,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思想独白”,他批评这种“思想独白”的“不成功”,却又承认它是“伟大提示”[4](P474),并无完全否定之意。伽达默尔还指出:释义学经验有一种对话的模式,而“科学是独白式的”。[5](P201)伽达默尔这里的所谓“独白”显然是特指性的,它特指科学与释义学经验的方式不同,是一种排除了“文化历史性”和个人前理解的经验方式。然而即便是特指性的“独白”概念,伽达默尔也没有将它贬义化,没有以释义学经验方式(“对话”)消解或取代科学经验方式(“独白”)的意思,因为,释义学经验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科学的经验概念,而“只是要把科学的经验概念限制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之内”。[5](P198)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其代表作《我与你》中,将“对话”作为其“关系”哲学的重要概念,然而,从其“关系是相互的,我的‘你’作用我,正如我影响他”[6](P13),“互有区别的个别因此而获致相互理解”[6](P87),“语言因言说与答言而完成自身”[6](P89)等论述中,我们也看不到以“对话”拒斥“独白”的意思,相反,却有“对话”包含“独白”的辩证意蕴。

      笔者认为,由于词义的泛化,现实语境中存在两种“独白”,一种是实质为独断的“独白”,这是特殊的用法;一种是个人言说之“独白”,这是一般的用法,这样就决定了强调“对话”并不意味着一概地排斥“独白”。真正的“独白”,其中包括科学经验的“独白”,是经历了内心“对话”的独白,是将“对话”情境内置于“思”、甚至内置于“行”而产生的独白。“独白”“总体现着‘对话’作为一种潜在的母结构对它的制约。不论什么样的‘独白’都免不了设想或考虑到听话的对方”[2](P140),因而,一般而言,“独白”不同于“独断”,我们只可以认为“独断”与“对话”相对立,而不能认为“独白”与“对话”相对立。就一般意义而言,“独白”需要“对话”,“受“对话”潜在的母结构制约的“独白”,反过来又构成“对话”的基本结构。这就是说,“对话”不仅内含独白形式,而且内含独白内容。“对话”,其中包括对话式教育,其实质是链接“独白”、融合“独白”、产生新的“独白”;经对话参与者相互影响、渗透而形成的新见解、新内容,最终大多仍需以“独白”的形式表达出来。“独白”内容的真实性和形式的不可消解性成为“对话”生成的内在性制约因素。我们将“独白—对话”间这种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相互包含、循环再生的生成结构称为“生态”结构,是因为在“对话”与“独白”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对平衡的要求,其中哪一方过强或过弱都不行,都会影响对话式教育的正常“生态”。在对话式教育的生态结构关系中,“独白”不受贬斥的价值在于它作为“对话”的制约性结构因素,能使“对话”成为真正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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