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应包含三个层次——事实层次、思想(认识的和价值的)层次与政策层次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社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客观事实有两个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模式与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主义和集中主义模式;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目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劳动问题和教育问题及其关系乃是最本原、最直观、最基础和最朴素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应有相应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 教育 生产劳动 结合 探索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老课题。在历史上教育家和思想家们都曾有过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到马克思的时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产生了一个飞跃。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这个问题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和认识,在这些认识中,不少是有价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需继续探索。本文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供研究讨论。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三个层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什么问题?是事实,是思想,还是政策?在人们的看法中并不一致。有时被当作思想或理论,有时被当作政策,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事实。这就是说,对它至少应该从这三个层次上来把握,才能对它的认识更全面,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和过程,是一种社会现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事实。它是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有它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这是超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 其次,是关于人们对这一存在的认识和看法,思想和理论。这个认识也是一个过程。这里有真理性的认识,有科学认识的颗粒,即有“是什么”的认识;也有主观的期望和臆测,需要和期待,即价值问题。越是早期思想家们的认识,价值的因素越大,越是后期的认识,科学的因素可能会多一些。例如,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们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多是“应如何”的问题,较晚的欧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有了一些科学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次科学地论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使这一思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回答了“是什么”的一些问题。当然,他们也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需要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再次,是国家机关、政党、政治领袖提出的纲领、政策、方针、法规等,这也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一种认识,是认识向规范和操作方向的转化,具有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社会存在认识的一般特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认识,还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一旦被确认,它就具有强制性,具有法律效力和行政效力。 这就是说,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上述不同层次上其性质是不同的。在第一个层次上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人们对它的研究追求的“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第二个层次上的科学性认识;但在第二、三个层次上,特别是第三个层次上,主要追求的是“应如何”的问题。前者是事实和科学真理问题,后者是思想和价值问题,两者不能混淆。政策不等于科学,科学也不是政策。 “是什么”并不是赤裸裸地摆在那里,看上去就马上一目了然的。往往是在“应如何”的实践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逐渐“看”到和“悟”到“是什么”的——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由需要和利益驱动,而促使人们提出“应如何”并去实践的——从“应如何”找到“是什么”。 因此,我们研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它的实质,它的规律性问题,就不能不去研究人们对它的认识史(教育思想史)和关于实施它的政策及其实践自身。 真理和价值不是一回事,科学和政策也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正确的政策是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因而容易成功;错误的政策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具有更大的主观性;违背客观规律的任意性的政策甚至具有反科学性。1958年推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立意是好的,但其中的若干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没有认真地进行科学论证,因而是不成功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推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若干措施,如上山下乡,开门不办学,大学生和工农划等号,……不但是主观的,而且具有明显的违背客观规律的任意性,因而使中国的教育甚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很大损失,因而这些观念和措施是反科学的。 我们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研究它“是什么”,研究它的实质和客观规律性。一是对历史和理论的宏观研究,一是对过去政策成功与失败及其原因的研究,从而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更科学,更符合事物自身的规律。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却不是这样。那时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前提出发,制订方针政策,是在没有研究“是什么”的情况下提出“应如何”的问题的。包括权威文件和权威文章在内,总是说,这方面需要,那方面需要,应该如何,必须如何;而很少说,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如此,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