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百年前的今天终于寿终正寝了，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项对中国人民有巨大影响的制度嘎然而止，并没有引起什么震撼，社会并无什么动荡，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科举废止的程序上精心设计，妥善地处理废止的善后工作关系至关密切。 一、科举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 科举制度是一项延续了一千几百年之久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它起源于何时，学界争论颇大。这主要是科举制度的定义、标准理解不同引起的。如果说科举是“分科取士”制度，那么它的历史从汉代便开始了；如果科举是“怀牒自应”制度，那么它的历史从魏晋南北朝便肇始了；如果科举是“专以文衡”制度，那么它在魏晋南北朝也就起步了；如果说科举是毋须皇帝下旨的“定期考试”制度，那么它起源于唐代之初；如果说科举是非常严格的考试的话，那么它发轫时间当在宋代；如果说科举是考试程序严明的制度，那么亦可溯源于宋代。林林总总的关于科举起源的观点，都说明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千家万户的影响，至迟也是一项有千年历史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历史的久远与它对社会影响力大小的相关数是一致的。在科举制度存在的那个时代，活跃于政坛的人物，哪一个不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吏？哪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与科举制度没有关系？如北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就有数十人之多，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蔡襄、李公麟、苏颂、沈括……都在各个领域内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各个朝代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都是从科举选拔上来的，是他们推动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也正因为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才能确保古代国家官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是不可想像的。 古代、近代社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能够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士人。且不说宋真宗的《劝学文》诗，司马光的《劝学歌》说：“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的《劝学文》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产生于北宋的民间儿童发蒙教育的《神童诗》，更是老少皆知的。《劝学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是因为人们对读书情有独钟，还是因为有科举考试的政治设施，其无疑有利于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一位诗人如是写道：“老来功名意转疏，自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待晓犹灯火，知是有人夜读书。”偏远的乡村尚且如此，足见科举制度的辐射力之大。在明清，家庭稍有积蓄的，必送子弟读书。或延请师傅培育。如一个家庭经济不能承担，便由家族或联合其他家族集资办学。有的家族不能将所有的子弟培育出来，便召开全家族成员大会，推选出其中的俊异者重点栽培。所以，科举制度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政治生活、教育生活，还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之深远，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与之比拟。 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人普遍受到尊重。其实，何止是尊重，简直是害怕！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如果农家孩子“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上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科举当然成了一件神圣的事业了。”（注：陈独秀.实庵自传[M].陈独秀文章选编(下)[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P556～557 科举制度在社会的影响之大，于兹可见一斑。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对全社会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但到了清末已严重阻扰着新教育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也使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障碍，必须予以废除，为新社会的到来疏通航道。 二、科举制度废除程序设计 科举考试制度历史久远，对社会影响巨大，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教育和社会设施。一旦宣布废除，极有可能引起强烈的震动。而当时中国列强环伺，如果因科举制度废止而引起士人聚众滋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这使得主张废除科举制度者在采取行动时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废除程序精心设计。 自从科举诞生之日始，贬损之音便不绝于耳，只不过是因为无良法美意取代，便将废科举之议搁置下来。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旧调重弹变法老曲，科举考试制度改革又一次成为朝野士大夫关注的中心议题。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废科目以兴学校”主张，这是他的“图存四策”之一。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出了逐年核减岁试、乡试取中定额，另增实学科。随即又有“江楚会奏”——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手上奏，认为“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提出了“改革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的主张。（注：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J].海王邨古籍丛刊.张文襄公全集[C].中国书店1990.） P907慈禧太后采纳各位封疆大吏意见，于1901年6月3日发布懿旨：“允宜敬遵成宪，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注：光绪朝东华录(四)[M].中华书局，1958.） P4668两月后又诏令从下一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这是科举考试的第一步，即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岁科两考、进士殿试和朝考，内容为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各级考试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