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香港回归指日可待。在尚未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数年前，香港教育界已未雨绸缪地着手研究香港未来教育。其中香港大学副校长、香港政府许多咨询教育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教科文组织等机构顾问和负责人程介明教授从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维度地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对香港教育现状分析、未来构划以及从中体现的教育思想颇具灼见、富有启迪。限于篇幅，本刊择其一、二发表，以飨读者。（标题编者加） 1997后香港的教育怎么办？这不是三言两语、一个人的智慧可以解答的。正因为如此，研究1997后香港的教育显得更为迫切。 从现在的形势看，只有清晰地分析香港教育现状，才能胸有成竹地知道保存什么，去掉什么；只有将香港教育放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回归后的教育趋势和如何为中国大陆乃至世界教育作出贡献才能明晰香港教育界当前该做什么？以及今后怎样持续稳定发展，以无愧于国际大都市称号。 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教育的应对 “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在理论上甚少有争论，即使是有争论，也往往限于政制方面。政客们甚少相信，政制不解决，其他努力都是枉然。其实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是由许多社会部门综合而成。教育领域，也将是“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 人们固然对政权及政制的交替与变化非常关注，但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切身的工作有何变化。愈是坚守本职岗位的，愈是如此。假如他们对于切身的变化无法预期，对即使是近期的变化也无法掌握，他们也就无法对“平稳过渡”产生信心。政制的变更如何，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次要的。因此，研究教育领域的“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刻不容缓。 “一国两制”是个多元概念，承认一个问题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解决方案，而多个方案之间，各各平等，不一定能以优劣、是非划分。教育制度，也是如此：若不承认“两制”内在的深刻由来与规律，勉强以优劣划分，或作政治判断，就难诚心地为两制共存而努力。 教育制度由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塑造而成，而且经过历史之演化而成。香港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又隶属于东亚文化体系；因此，香港的教育，多元之中含统一，竞争之中见公平；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后天与先天之间、严格与宽松之间、道德灌输与思想自由之间，都有其独特的平衡取向；逐渐形成一套柔合中西文化的教育思想体系，而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认真研究并总结香港的这一制，是实行“一国两制”的重要前提。 香港的教育制度反映着这种教育思想体系。这个制度的优点缺点，必然会在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下有所反映。即使因外来因素或一时之政治行为而造成突变，也必然无法长久。在其他国度，不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教育改革，或无疾而终，或因紊乱而不可收拾，屡见不鲜。 因此，任何教育改革，必然以专业教师为主体，采取符合当时当地情况之途径，方会有效。也因此，教师专业权利之受尊重，不是为了教师本身的权力或权益，而是为了教育的健康发展。最近香港教育的发展，如专业教师参与决策之增加、教师公会之提出、以专业姿态出现的教育评议会，都循着这个方向。 专业教师主动参与教育政策的讨论与决定，是香港应引为自豪的。其参与程度，其他地方难与之匹比，虽然香港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港人治港”在政权的层面还会有许多争论。但是在政策的层面，就教育而言，还看不出有因政权移交而非大变不可的政策。因此，完全可以保存现有的架构与咨询机制，以保存决策过程中参与者与基层教育工作者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应该是“港人治港”在教育领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保存咨询机制，还牵涉到人选问题。目前的委任制度，在新的政制下必然会遇到挑战；但是完全的代表制度，又会全面改变咨询机构的参谋性质；因此必须从长计议。最近教育评议会提出的“政策议会”是教育界一个共议政策，求同存异的一种机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方向，又可以不代替行政决策，但同时也可以对各类咨询机构产生监督作用。教育界有长远的共商共议的传统，不同道也可以为谋，“政策议会”应该有相当好的基础。 “港人治港”，不能等到1997年7月。在此提出呼吁： 1.请各政策咨询委员会，以港人治港的主人翁姿态，关心并研究1997年政权交接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务使不致因外交争端而出现教育混乱； 2.请现任政府开放并鼓励各政策咨询委员会讨论研究1997后之教育政策； 3.请中国有关机构申明保存现有的教育政策咨询机制。 对教育界来说，建设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的香港，现在就开始了。 转变固有观念——在教育及文化上作出国际贡献 1994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香港的生产总值名列全球第19位。但这只是1992年数字，目前的情形实际更佳。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上就会期望她对其他国家作一点贡献。传统的西方列强，都设有专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机构，例如英国的ODA（海外发展专署）、加拿大的CIDA（加拿大国际发展组织）、瑞典的SIDA（瑞典国际发展专署）等等。这些国家都拥有一笔基金，专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发展项目而设。往往还设有专门与文化教育有关的机构，与其他国家交往。例如英国文化协会、瑞典的SERAC、德国的ADDA等等。这些传统的强国，都把援助发展中国家作为国策必要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