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比较法是研究中外教育史的常用方法，但过去往往把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做为两种不同方法使用。所谓横比，亦称区域比较法，是对同时并存的教育现象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同一时期不同国度或不同地区的教育制度或教育实践中的异同。所谓纵比，亦称历史比较法，是对教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某种教育现象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前者是从空间维度认识不同区域的教育差异，有利于拓展思维的广阔性，但如果仅对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教育差异进行比较，往往局限于静态的分析；后者是从时间维度认识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动态研究，但研究面往往较为狭窄、封闭。我们认为，为取长补短，应把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如在研究中外教育现象或教育思想的差异时，不仅要对某一历史断面中外教育进行比较，同时还要比较这些教育活动教育思想怎样对后世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这样的比较，将会使教育史研究更为全面，更加深刻。 二、综合比较法范例之一——中西古代教育内容之差异 综合比较法要求把横比与纵比结合起来，其结合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在横比的基础上加以纵比，亦可在纵比的基础上加以横比，还可把横比与纵比交叉进行。下面仅从横比基础上加以纵比这一角度，以中西古代教育内容比较研究为例（中国以孔孟儒学教育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教育为代表），谈谈横比与纵比的综合运用问题。 中西古代教育内容之差异（横向比较）。 中西古代教育内容有三方面明显的差异之处： 一是教育内容中的“主德”与“主智”问题。中国古代教育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教育服从于道德教育的需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行、忠、信都是德育内容；“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悌、信、爱、仁亦皆为伦理道德。做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内容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无不以德为主。而西方古代教育内容则是以理性教育（智育）为主，强调道德与知识等同，并且把知识与智慧看得比道德更为重要。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古希腊智者派主张授予学生《文法》、《修辞学》、《哲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主张从小教给孩子读、写、算、骑、射等知识和技能，长大后授予几何、天文学、哲学等知识。应该说，西方古代教育内容较为广博，涉及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教育内容中的一大缺陷，尽管中国古代教育家有时也论及知识教学问题，但不系统，也非主流。 二是教育内容的阶段性、层次性问题。中国古代教育内容较缺乏层次性，当时做为国家教育机构的官学与书院，教育对象皆为成年人，因此教育内容的确定基本上是以成年人的特点为依据，即使到了南宋的朱熹，首次把教育阶段分为小学与大学两段，提出“小学学事，大学学理”，事实上亦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分段。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大多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的内容较少论及。而西方古代教育内容的确定则是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对象的特点提出的。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就主张六岁前的幼儿应该学游戏，六至十七岁学习阅读、书写、计算、唱歌、体操、射箭等，十七岁以后学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亚里斯多德认为幼儿期应以使儿童身体发育成长（体育）为主，青春初期以音乐教育（美育）为主，十七岁以后则以发展智力为主，教以算术、几何、天文、文法、修辞、伦理学、宇宙学、哲学等系统知识。可以说，西方古代教育内容已经重视到了阶段性、层次性的问题，较能符合各年龄段学生的实际，而且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规定了不同的内容，为近代学制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是教育内容中的宗教色彩问题。中国古代教育内容中基本上排除了天命鬼神等宗教迷信的影响，强调认识社会，了解人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一点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好传统。而西方古代教育内容中则包含了许多“神”、“灵魂”等神秘的、不可知的成分，如柏拉图把辩证法做为神的学科，把培养神的化身——“哲学王”做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亚里斯多德则把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内容归结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在古希腊教育内容中带有诸多神学色彩的东西。中西古代教育内容对后世的影响（纵向比较）。 中国古代教育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教育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通过修身以达“圣人”之境。这种修养以社会伦理道德为主导，不必到神的面前寻找标准，表现在教育内容上可以排除天命鬼神的东西，根本用不着迷信，只要以自己心目中的美丑善恶的标准为标准就可以了。这就使宗教神学在中国学校教育中失去了阵地，是教育史上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把伦理教育当作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学主张内省，而不主张向外探求宇宙规律，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教育与自然科学脱节，排斥科技知识，这成为近代自然科学教育发展的一种思想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过份强调道德方面的作用，从而使自然科学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