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078(2006)01-0070-05 中国的学术发展在近代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型期。在这一转型期，中国传统的学术开始向近代学术转变。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这一学术转型的轨迹，可以看到正是学科规训本土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动，促成了中国传统学术逐步向近代学术转型。 一、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 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西学东渐”与国人“睁眼看世界”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到了晚清，由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官僚阶层的开明之士开始倾向西学；而中国知识阶层的开明者，则或游学欧美，或主动译介西方科学。使得此时的西学传入，是由传教士与中国官方机构及知识阶层人士共同进行的。此时的西学传入，已开始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学者深入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学术。数学方面，“伟烈亚力在1853-1859年间主译出版四部数学书，构成一个由浅入深向中国介绍西方数学的体系”，[1] 从《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到《代数积拾级》，已是由初等数学、初等代数进入到了高等数学了；在物理学方面，1851年出版了《博物通书》(玛高温著)，1858、1859年先后译出《重学浅说》、《重学》，1874年出版《声学》，1876年出版《光学》；在化学方面，1871-1879年间翻译出版了完整的化学系列学术书籍，《化学初阶》、《化学鉴原》；其余像天文、医学、植物学等方面，都译介了不少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晚清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注意到，仅仅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还无法实现“制夷”的目的，因此，西学人文社科类的书籍纳入了他们的视野，并开始以西学为参照反思审度中国文化以及学术的价值与地位。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译介西方学术文化的大师。严复1898年译《天演论》(赫胥黎)，向中国人介绍进化学说。此后，又陆续翻译《原富》(斯密斯)、《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法意》(孟德斯鸠)、《社会通诠》(甑克斯)、《穆勒名学》(穆勒)等，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经典。仅从严复所译之书的书名可以看出，严复已是有意从学科建立的角度出发推介西方的学术专著了。在此之后，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相继迻译，哲学类有《哲学原理》、《哲学泛论》、《哲学要领》，而《哲学微言》是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体系介绍到中国的译著。蔡元培先生所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则是中国介绍西洋哲学的代表作。社会学和一般社会科学对于译介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学说的著作为多。章太炎所译《社会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译作，具有学科的意义；而法学、政治学方面的译著则丰富得多，《国家学原理》、《国法学》、《政治原论》、《民约论》(卢梭)、《万法精神》(孟德斯鸠)等学术著作，都是当时在世界有影响的学术名著。 无论是西学的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专著的系统译介，都说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已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西学，而且，晚清的这一学术潮流确实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变迁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二、中国近代新学的出现 晚清的西学东渐，虽然从官僚阶层到士人阶层都有涉及，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经学传统知识的守门人，虽然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但西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强势学术，对西学的方法论、学术制度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同时，当时国人引入西学只是为了仿西学之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技艺与社会制度，而并非学术本身。然而，这种“西学渐进”的过程，毕竟开启了中国学术转型的门扉，由此，中国知识界的自觉者开始引入西学的学术规范、学科规训，特别是有意识地开始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 严复既是第一个系统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人，也是第一个自觉引入学科概念的人，它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贡献就是对于学科与方法问题的重视。一方面，他将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迻译到中国，使之较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另一方面，严复十分明确地论述了建立学科的重要意义：“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也。”[1] (P602)严复还进一步认为，以西学的眼光观察中学，则中国的学问不能称其为学，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学问不是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中国的学问是以修身、治政为目的。中国的学问与西学比，犹如“散钱”、“委积”，缺乏独立的学科与学理的组织，而应取西学规矩以绳中学。严复据此，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依据提出了系统的学问方法，“第一，考诸事实；第二，进行归纳分类；第三，对学问结论进行印证以巩固学问见解。”[1] (P602)从其所言、所作来看，严复确实对晚清的学术转型起了一个鸣锣开道的作用。特别是他已经有意识地强调学科的重要、强调学术方法的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学术修齐治平的学术理想。 然而，严复有以西学取代中学之嫌，而并未在以西学改造中学方面找到契合点。真正以西学改造中学，在学科建立、学术方法上有意识地、自觉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者，当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人中真正意义上开近代学术研究先河第一人。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特点进行了精确的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 (P607)王国维最为关键的是以自己的实际学术研究活动证明了他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第一人的地位。1904年，王氏的《红楼梦评论》发表，“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这已清楚地表明，王氏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近代式论文”[2]，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现代学术范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