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的教育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望岳:陕西渭南师专教授

原文出处:
武陵学刊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世纪之交的教育实践和郭沫若研究实践中提出问题,论述了郭沫若的教育思想。认为郭沫若“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结晶”、“教育是作成人才的工具”和教育者既是经师又为人师等十分丰富、独异、深邃的教育思想,是人民本位的以完全发展人们天赋、“为国家作育人才”为至上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字号:

      郭沫若的教育思想来自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之中,虽然并没有专门教育理论著作,而是散见于文章、创作、讲话和题诗中,却是具有科学性、体系性和实践性的现代教育理论。

      一、“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人物的天才是和有教养的群众的智力不足相辅相成的。”[1]不可否认天才人物有较高的资质,但他决不是脱离民众的“超人”,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社会实践是天才成功的主要和决定的条件。对天才问题,郭沫若有较多的思考和论述。

      郭沫若认为,人们的资质、才智是有差异的。因资质较高而幼慧、早熟的“神童”的存在,因后天教育和努力生活而成功的“天才”的存在,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五四”时期,郭沫若就把天才人物分为直线发展型和球形发展型,而对球形发展的天才孔子和歌德最为激赏[2]。其实,郭沫若本人就是立体地辐射型发展才智的球形天才人物。30年代,他把高尔基与鲁迅先后赞美为人文界的太阳、“圣者”、“崇高的伟大富于悲壮美和营养价值的杰作”[3]和“民族的杰作”[4]。40年代,则又把明末少年诗人夏完淳称为“神童”、“奇迹”[5],把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称为“天才型的人物”[6]。

      郭沫若不独承认“神童”与天才的存在,而且尤其注重探索“天才”人物成功的奥妙——条件、途径等问题。他认为,天才除与人的天资、气质紧密相关外,更与人的主观努力密切相关。郭沫若指出:“天才”的定义决不是所谓“生而知之,不学而能”[7],“天才并不是天生成的”[8],“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结晶”[9]。在郭沫若心目中,孔子是一个自主自律,自强不息,不断地净化、充实和表现自我的大仁、大智、大勇者,“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10];王阳明则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和真正传人,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者”[11]。郭沫若既激赏斯宾诺莎的自因自律的泛神哲学,更推崇斯宾诺莎那种追求“最高的人生圆满境界”[12],追求自由、正义和真理而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13]。对于歌德,郭沫若尤其崇尚他那把人生看成为“事业与事业的链锁”,孜孜不倦,执着追求,“以狮子搏兔之力,又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以全部的精神以倾倒于一切”[14]的有为主义人生哲学。“人是只须坚定,向着周围四看/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15]。郭沫若分明是现代中国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者和有为主义者。

      此外,天才还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紧密相联。40年代,郭沫若论及夏完淳、鲁迅时都很注重社会环境、父母师友、时代精神诸多因素的影响[16]。他在《悼念阿·托尔斯泰》一文中指出,这位天才型人物的成功,既有不断努力,不断改正自我,不断吸取民间营养三个主观要素,而尤其是有人民苏联民主政治和贤明政策等社会条件[17]。郭沫若十分重视教育——广义的教育对人们成长的影响和作用。他认为,爱国诗人夏完淳与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的农民之子都是“幼慧”的神童。夏完淳由于有“充分的人力培养”而具有异常的发展和成就。方仲永则因为“没有受到教育”[18],结果是很快就“泯然众人”了。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虎符》时,自觉地“以家庭教育的有无为标准”,把义士侯赢之女“写成向善走的后一代”,把屠户朱亥之女“写成向恶走的后一代”[19];而宽厚爱人,远见卓识的魏公子信陵君,分明是深明大义的一代贤母魏太妃好生教养出的祖国栋梁之材。

      二、“教育是作成人才的唯一的工具”

      早在20年代初期,郭沫若就指出:“教育是作成人才的唯一的工具”,“发展人的天赋的是什么?便是教育——广义的教育。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20]。

      40年代,郭沫若针对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专制政治和封建法西斯教育政策,明确提出了民主教育的六条原则:⒈人民本位。⒉普及教育。⒊保护高等教育。⒋学艺研究自由。⒌尊重学者,保卫师资。⒍注意国际协调。显然,只有人民本位政治条件下的民主教育,才是合格的、上乘的“作成人才的唯一的工具”,才能使广大青少年充分发展天赋个性,成为真有“健全的身体”,“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22]的新生代。

      那么,怎样科学地掌握和运用教育的工具来“作成人才”呢?郭沫若自有独到论述。

      第一,早期教育——“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的热情倡导者。早在1923年郭沫若就从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热情地介绍外国早期教育理论著作《克尔维德的教育谈》,介绍外国实行早期教育理论的成功范例,积极倡导人人能行、家家能行的早期教育事业[23]。郭沫若认为:“儿童的教育是应该同儿童的智力的曙光开始”。这就是这位早期教育理论家实行家和倡导者的早期教育的定义。

      郭沫若鉴于古今中外早期教育的经验,依据所学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接受早期教育的体会,明确指出,早期教育“人人能行,而且在人生的历程中,为父母兄姐的人有应该施授的义务,为儿女弟妹的人有应该享受的权利”。“从自家的儿童入手,为国家作育人才,这正是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24]。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