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是现代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前沿性学科，在推动世界现代教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发展比较教育，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较短，学科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其中，如何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学科理论体系，就成了作为学科建设核心的一项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学科理论体系由一种或一系列学科理论分析框架来构成，每一种学科理论分析框架都体现为建构特定学科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学科研究活动的认知分析参照系或认识图式，反映了这种理论如何对研究对象的各种因素的数量、质量以及关系进行分析或抽象概括的方式及评判准则等。所以，学科理论分析框架决定研究的方式、设计及对结果的阐释，影响和左右着对事物发展的分析、预测以及对实践模式的选择。每一位比较教育学者在开展研究活动时，都必须从特定的学科理论观点或学科理论分析框架出发，来对研究对象或特定的问题进行审视、加工，从而获得相应的研究结果。因此，研究和探讨当代比较教育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构成和发展，对推进比较教育的时代转型，创建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在对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分析框架作一简要审视的基础上，就创建理性建构型分析模式这一新时代的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思考。 一、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分析框架的发展审视 比较教育学诞生于19世纪初，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在推动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同时，学科建设也获得了重大发展。而学科分析框架的每一次发展又都深刻地影响了比较教育的作用力，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使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19世纪前后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开始兴起，朱利安等一批人顺应潮流，在现代教育发展推动下，开展学科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创建相应的学科分析框架，这种探索对比较教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建立起注重直接移植为特征的借鉴型学科分析框架。这种注重描述性的研究是以推进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为使命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活动。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早期的学科分析框架也不断得到发展，逐步从朦胧单一转化为19世纪末的清晰单一，形成以经验借鉴为特征的因素分析，致力于研究到底应当从外国教育研究中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这种因素分析法使比较教育从朦胧的完整进入到教育的有关部分，对之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使借鉴更有效，从而适应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发展需要，以新的形式推动现代教育的发展，建立起以分析为特征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如果把阿诺德的有关研究作为这一学科思想开端的话，那么，因素分析法作为比较教育单一的一统的学科分析框架，统治了比较教育近一个世纪。随着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现代教育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发展，原有学科分析框架仅仅作为一种单一性分析，很难适应复杂多元而且日益综合的社会发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与新的教育发展产生日益严重的矛盾和冲突。60年代后期这种一统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其中有10种理论分析框架有较大影响，如以坎德尔为代表的因素分析法、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以舒尔茨及诺亚等为代表的发展论分析模式、以阿尔特巴赫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论分析模式、以阿诺夫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以霍姆斯为代表的实证论分析模式、以埃德蒙·金为代表的文化相对论分析模式、以顾明远等为首倡导的辩证实践论分析模式，以及以梅斯曼为代表的教育人种学和以黎成魁为代表的普遍教育理论模式等。分析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表明比较教育学科开始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1)从自发研究转变为学科上的自觉，从以往单向适应转向多向互动，积极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建立新的世界现代教育体系；(2)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从原始或感性阶段的实践与研究一体化走向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分离后，又开始进入理性阶段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一种高一级水平上的创新，在这种一体化中各种分析框架不再是相互抵消，而是一种辩证的互动，使各种要素相得益彰且更显现出各自的个性特色；(3)从简单的部分的描述转向系统的全面的把握，如开始从注重对单一国家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转向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整体把握，把全世界各种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教育都作为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子体系来分析探讨。 第二，表明比较教育学科具备了以下作用点。(1)分析框架的多样化对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有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使比较教育能更好地把握世界教育的发展。比方说，世界教育发展就像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机关奥秘甚多，但都处于捉摸不到的黑暗之中，而每一种比较教育理论分析框架都是一束投向这巨大黑暗空间的光，光束越多，越密集，看到的东西就会越多，就越能清楚地揭示出教育发展的奥秘。(2)每一种分析模式都提供了分析研究教育的一种方式，但仅仅是一孔之“见”，远不能全部揭示世界教育发展的真缔。各个分析模式都是从研究教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教育的发展，但是教育问题是复杂的，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社会场景和相同的教育问题，可以照搬硬套，所以，每位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应当根据具体的教育情况进行必要的选择和组合，或取之一种，或用之一组，或者根据新的发展，提出新的分析框架。(3)这些分析框架的划分是相对的，尽管有些是对立的，如结构功能论与新马克思主义论的冲突观，然而，更多的是有着互通的、交叉的观点，如文化相对论与实证论、发展论等。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使用不同的理论，如了解各种有共通交叉观点的分析框架，可在解决某些教育问题前提下，对之进行相应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体开展更有效的研究；而相互矛盾的分析框架，则能使我们相互验证，引发出更新更深的分析思考。所以，这些分析框架对比较教育研究都是有用的，甚至是相克相成的。往往于矛盾之处，正是新观点形成和生长之落点，有心的学者会从使用中发现出理论合成的巨大力量和理论洞察力。 然而，比较教育学科理论整合也迫在眉睫。研究表明，比较教育学科的这种发展和成熟还仅仅是在开始，或者说还只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在教育发展的巨大压力下面临着的将是更艰巨的发展任务；不仅打破旧的一统后产生了新的无序，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高级更大范围的整合，而且多样化的学科理论体系在使研究获得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学科内部带来许多歧义纷呈的混乱和对抗，作用互抵。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综合、包含更丰富的更高级的学科分析框架，使多样性的分析框架在一个认可的原则下形成一种新的学科理论体系。具体说，即在理性支配下达到一种多样化的综合或统一，建立起多层次多方面的分析框架综合体，产生出目标共同、步骤有序、方向一致的研究行为，形成研究的互动和合力，并趋向合理的、符合规律的发展，使学科具有新的更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和研究视野。这是当代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比较教育学者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