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构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旭东,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朱旭东(1965—),男,浙江省浦江县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以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为基础,以现代大学教师培养制度为主体,以教师专业化为核心,以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机构标准等为条件的教师教育应该遵守的一整套行为规则。它具有专业性等现代性特征。在宏观上包括现代教师教育制度国家层面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在微观层面上包括教师教育机构的组织结构和体系,它是维系教师教育正常运行和发挥其职能的内在制度保障。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还与现代教师供需、现代学校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知识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7)04—0015—06

      一、问题提出

      现代教育是中西方学者20世纪以来一直在讨论的议题,当然西方英语世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我国真正关注现代教育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教育作为一个宏大叙事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于是为进入到21世纪人们开始深入到现代教育内部,尤其是现代教育制度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学校制度等议题成为继现代教育、教育现代化的议题之后的又一拨学术话题,这也是本文讨论现代教师教育制度的学术基础。我们的问题的是,为什么要构建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什么是现代教师教育制度?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有什么现代性特征?如何构建现代教师教育制度?现代教师教育制度与其他相关的制度之间有何关系?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些基本概念需要阐述,这里的“现代”概念是指时间还是指价值?如果是时间概念,那么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问题是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否与现代社会、现代教育制度、现代大学同步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现代”概念主是价值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是价值概念,那么现代教育制度体现哪些价值观念?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以培养现代教师为旨归的,何谓现代教师?现代教师具有哪些特征?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如何培养现代教师的?现代教师教育制度如何体现质量价值观、发展价值观、专业价值观和实践价值观的?这些问题非本文所能一一回答。本文的另一个主要概念是“教师教育”,由于在我国“教师教育”概念的使用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但“师范教育”概念的使用却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如果从时间意义上说,“师范教育”是否是一个现代产物?如果从价值意义上说,它又是否具有现代性?这同样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本文还是从价值意义上来界定“教师教育”,从内涵上更多地指向“教师培养”,尽管教师教育也包括“教师培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制度”概念的理解将在下文中涉及。

      二、构建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认为,教师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为即将和已经成为教育者的教师提供理解客观世界和生命的价值、意义的知识与阐释这些知识的能力,为下一代在认识、理解、阐释客观世界和自身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上提供指导,这是教师教育的最高和终极的使命与责任。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就必须要构建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

      第一,构建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是由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历史阶段决定的。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对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指导思想;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教师教育优先发展的目标。但原有的师范教育制度在面对这种社会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教育变革的需求已经无法适应,于是建立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成为我国现阶段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建立现代教师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教师教育制度依赖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现代教师教育制度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决定了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具有中国特色。

      第二,今天我们研究现代教师教育制度还源于百年中国教师教育制度的“中国问题性”。自从1902年[1](P5) “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建立以来,中国教师的培养制度一直处在“西风”、“东风”的钟摆状态,有学者对百年的教师培养和培训制度进行了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基本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897~1921)参照德国、日本教育制度,初步形成以独立设置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单一定向的教师教育体系;第二阶段(1922~1948)参照美国教育制度,形成独立设置师范院校(教育学院)、综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并存的开放模式的教师教育体系;第三阶段(1949~1998)参照前苏联教育制度,以独立设置师范院校定向培养教师、教育学院与教师进修学校培训教师,单一定向的教师教育体系得到重建与发展;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适应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探索建立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新体系。这里我们注意到,前三个阶段都是参照某一国家的模式而开始建立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的。当我们去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师教育制度的时候,还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的“中国问题性”[2](P4),也就是教师教育制度的不确定性、外来性、摇摆性。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教师教育制度就是让这种“中国问题性”变成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的“问题性”。

      第三,构建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为我国后师范教育时代“无序状态”提供发展道路。本文作者在多篇文章中讨论了我国教师教育制度重建的问题,也提出了“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制度安排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从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整体上教师教育处在一个后师范教育时代,多种制度并存成为这个时代的教师教育制度的特征,这个特征并不表明我国的教师教育制度安排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相反,单一、独立、封闭为特征的师范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制度变革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制度重构,如合并、兼并、升格、综合等途径,使教师教育制度出现了“无序状态”,这种状态带来极大的制度不稳定性,“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制度的产生是为了保证组织内部的秩序”[3](P12)。当我们从微观层面去观察“无序状态”中的后师范教师制度时会看到,在大学,甚至在师范大学内部,“教师教育学院”和“教育科学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和“教育科学学院”的双重制度安排,它是否是“为了保证组织内部的秩序”?或者说,这种双重制度安排是否是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了大学内部的运行成本?这些问题已成为我们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今天讨论建构现代教师教育制度也具有了它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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