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日]黑泽惟昭(1938-),男,日本国长野县人,日本长野大学社会福祉学部教授,社会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国 长野县 上田市 3861298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应用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是一种现实存在,比如,高中被分化成了升学型学校和“指导困难学校”(“底层学校”),神奈川县的某“指导困难学校”就是一个实例。“指导困难学校”的存在是教育病理的一种表现,教育病理的扩大和深化说明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因此,使教育恢复正常化,必须进行改革原理的转换。   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于1996年发表的咨询报告提出了“宽松教育”的理念,主张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但不久学力低下论调兴起以后,“宽松教育”被狭窄化为“学力低下”,其实施遇到了挫折,教育走向提高学力的轨道,即着重于培养一部分有能力的人的高学力。在教育中推行市场主义的结果是在经济、文化、学力上得天独厚的强者在排名高的学校就学,在竞争中获胜、能够享受自由,而在底层学校就学的是条件不优越的人。   今后日本的教育改革要超越国家主义和市场原理主义,应以公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与新自由主义政策针锋相对,基于公民主义提出的教育改革构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作为公民社会的协同互动事业,二是建立地区综合学习网络。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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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3/57/3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12-0001-09

      三、对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的重新思考

      (一)差别、不平等、机会均等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的着重点是市场原理主义,它的应用造成国民之间的差别扩大了。[1]可是,“差别”(「格差」)一词稍微给人以暧昧的印象。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政治家和财经界人士说“社会上存在差别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教育学者苅谷刚彦曾经指出,我们在将“差别”翻译成英语时,有过种种争论,最终翻译成了“inequality”,因为大家的意见倾向于“在日语中,把inequality翻译成‘不平等’是最合适的”,“差别,这实际上说的是不平等问题”。进而,苅谷刚彦还阐述道:“不平等问题与所谓的社会正义、公正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把它仅仅作为‘差别’来把握,那就变得暧昧了。社会上,‘差别社会’一词的叫法定势化了,但是一说起‘差别(社会)’,在心头上,我宁愿把它叫做‘不平等社会’。”他说得有道理。所以,今后笔者尽量不使用“差别”,而使用“不平等”。

      另外,苅谷刚彦关于“机会平等”的如下注释也值得倾听:“在日本,在说起机会平等时,多数是把它作为结果平等的对立面而被述说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过分强调结果平等的日本是一种横向攀比社会,而未给予机会的平等以关注。特别是在谈到教育的话题时,经常被引证的例子是,在运动会上大家手牵着手跑到终点,这是完全否定竞争的做法,这不是机会平等。但是,我的想法是,本来所谓的机会平等并不是那样的,而是与一放手就会产生不平等相对照,重要的是如何准备公平的竞争。也就是说,为了整理好起跑线,在教育上,要切实地尽量缩小家庭环境等所导致的不平等。这虽然与结果平等这种‘分配的平等’不直接相关,但却是与机会平等相关。”[2]

      (二)对“虚伪意识”的探讨

      以上对“差别”一词的暧昧性进行了检证,下面看一下与新自由主义的推进相并行而散布开来的“虚伪意识”。

      政治学者山口二郎对日本知识分子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对其“虚伪意识”尝试进行了反证。他指出:“对于政策形成的基本前提的意识形态,明确其虚构性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即使有加入审议会后对意识形态表示嘲讽的知识分子,但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却呈沉滞状态。”这里仅介绍下面几点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原理主义逐渐呈增长之势,认为日本政府过于庞大,所以应该实行小政府,为此,依靠市场就能很好地发展下去。作为与此表里一体的言论,如下主张在教育界也为人们所熟知:日本社会是过度平等主义的,因而效率受到削弱,失去了活力。对此,山口二郎列举“人均公务员数”、“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租税和社会保障费的比率”两个指标,仅从这两个指标所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政府。”另外,关于日本社会的平等性,橘木俊昭在《日本的经济不平等》一书中断言,“与通俗性的印象完全不同”,日本“已变成了发达国家中不平等性尤其高的国家”。

      以上仅引用了一些要点和结论。在此,笔者想提请注意的是,山口二郎断言:“由于政府庞大、政策上管得过细,因而社会过度平等、经济效率受到阻碍这一命题,几乎是没有根据的。”[3]

      另外,经济学者佐和隆光指出,有不平等是当然的、这可以刺激劳动积极性(也可以叫做“学习积极性”)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命题”,也是“没有被准确实证的先例的”。他举例说明指出:“假如把美国和瑞典作比较,由于美国是低福祉、低负担,最高税率为28%,这绝对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而瑞典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都很高,那么就说瑞典人比美国人缺乏劳动积极性,现在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个说法的证据。过去一次也没有被证实过的命题——‘在有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会好好劳动’,竟公然地盛行起来。”进而,佐和隆光还阐述道:“不能断言不平等大的社会更有效率。”对此,他尝试作了如下说明:“像战前的日本那样,(人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穷人的孩子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其结果,(这部分孩子的)潜在能力被极大地忽视了。仅在这一点上,就说这样的反论也是成立的:没有不平等的社会能够让(人们)优秀的能力得到充分地发挥,在这一意义上,(这样的社会)效率更高。……这有过于轻易地而且无批判地接受新保守主义的命题的感觉。”[4]

      以上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词语和言论进行了探讨。顺便提一下,关于美国的近况,堤未果的《贫困大国美国纪实》一书值得参考。根据这些想法,下面介绍一下笔者所看到的教育中的“差别”(不平等)的现实。

      (三)教育不平等的现实——“指导困难学校”

      这里想说的是笔者参观神奈川县某“指导困难学校”(也被称为“底层学校”、“问题成堆学校”)时的情况。很久以前,笔者作为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台的系列节目《关于高中中途退学的思考》的评论员,在客串出场时,从采访录像中看到了一些“困难学校”的情况。后来,又得到机会实际访问过这种“困难学校”。现在还保留着实际看到“教育病理”的活生生的场面后受到冲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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