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体，研究和把握它的基本特征是批判继承这一宝贵遗产的必要前提。 关于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与教育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本体论、人性论、道德论与教育论的统一；道德教育与知识教学的统一。[（1）]有的学者则把中国传统教育（儒家教育）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忽视个性、泛道德主义和面向过去三个方面。[（2）]也有学者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儒家教育）的基本特点概括为综合观、辨证观和内在观三个方面。[（3）]以上各种见解无疑都从某些特定视角把握住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然而，它们都没有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本特征做出整体的更高层次的概括。 我们认为，儒家教育思想，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的最为基本的特征是一种大教育观。所谓大教育观，“是指对社会全体成员实施持久的、全过程的具有全面性教学内容的教育观”。[（4）]大教育观具有如下特点：在教育范围上强调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在教育性质与作用方面强调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可分性；在教育目的方面强调培养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全面发展人才；在教育内容方面强调要有整体性与全面性。此外，还强调教育教学方法的辨证性等。 儒家教育思想由于受其特有的文化观和哲学观的影响，特别重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教育的对象、目的、内容及方法都表现出明显的大教育观特性。 儒家大教育观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教育的性质与作用方面，儒家大教育特征体现为强调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可分性，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明确说明了“庶”、“富”、“教”的关系。一方面，社会的政治、经济决定着教育的情势，另一方面，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孟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善性”而达到治理国家之目的。这种善性即是人固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有“善端”的扩充，才能保证天下安定，“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孟子十分重视教育对政治的作用。 荀子从他的“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使“涂之人可以为禹”，强调教育、环境和个体努力有机结合，才能使人“为禹”。在处理暴力、国家安定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方面，他认为，国家统一的根本手段在于暴力，而暴力的基础乃为教育。教育是礼法之治的关键，即所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荀子·强国》）同时，他还强调“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即政治、教育、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协调与有序。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礼记》，则在更高程度上准确而又扼要地把握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重视个体修养的精神。《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关于教育的作用，《学记》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可见，《学记》认为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另一方面是形成社会道德风尚及良好习俗。综观《礼记》对教育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可见，它虽然重视政治、经济对教育的作用，但更强调“以教治国”、“以德治国”，即通过教育达到使人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就把道德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维护国家的安定紧密结合起来。 关于教育的性质与作用的论述，儒家经由孔、孟、荀、《礼记》到朱熹的“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到王夫之“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为本，政为末也”，[（5）]都是强调教育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的。 二、在教育目的方面，儒家大教育观特征体现为强养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强调培养国家安定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儒家教育思想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以一贯之的主张。 孔子为了实行“德政”，提出“举贤才”的教育目的观。孔子所谓的“贤才”集中表现为德才兼备的“君子”，即孔子对子夏所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在论述“君子”所具有的品质时，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见，“君子”应当具有道、德、艺、仁、智、勇多方面的品质。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教育目的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观。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全面发展观具有朴素、不完整的特点，而且他的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仍是为了实行德政、进而实现其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