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K·瑞安（Kevin Ryan）在总结了二战后美国道德教育的得失后，提出了实际上是植根于古典教育思想的新的道德教育方法（五个“E”）。本文以瑞安的《The New Moral Education》中的要点加以编译。 瑞安首先简述了二战后美国的道德教育。他指出美国的教育有许多成功的地方，如普及教育和对精神病患者、残疾儿童的教育。但考察美国的教育史就可以看出它有一个症结，就是好追求时尚，往往是一种补救措施尚未实现，就转向另一种，如程序教学、开放教育等。这种时尚也影响到学校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不过，道德教育这方面的变化没有象其它正规课程中激烈的变化那么明显，这是因为美国的道德教育很少在课时计划、课程标准中得到反映，而把德育的许多方面归于隐性课程，学生在一种道德情境中通过开展大量的道德实践活动形成道德品质，学习个体对团体和社会所应具备的义务。 纵观美国的道德教育，大体上经历了由认知转向认知和行为并重，即起初由于六十年代中期社会危机引起的价值混乱、道德教育呈现出高度的认知性质，学校帮助儿童澄清自己的价值，达到道德思维的较高水平。八十年代后道德教育开始注重学生的行为，学校给学生提供参与校内外道德活动的机会，使学生既具有道德思想，也具有道德行为。此时学校在传递民主价值和传统道德方面更加自信。 根据道德教育的方法和内容的变化，可分成三个阶段：一、40—50年代；二、60—70年代；三、80年代前期。 一、40—50年代 这二十年美国经历了二战、朝鲜战争和冷战，还经历了由经济的稳步增长和闲暇时间的增多而引起的文化的巨大变化，婴儿数量的激增和城市郊区的迅速扩展使得教育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道德教育没有根本地改变。学校向学生灌输美国式的民主，反对共产主义，这正是美国社会所期望的最好的价值观。学校要求尊崇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尊敬校长和老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定的权威。学校教育是一份有附带条件的礼物，是有限的权利：谁能按上述要求去做，遵守这些规章，谁就可以留在学校；谁违犯纪律，就被拒之门外。虽然学校制度也有不公正的地方，但那被看作是例外情况。 此时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多象往常一样进行。学生学习遵守一些日常规则，读一些反映爱国，勤学这类文化价值的故事，并参加各种仪式、集会，从情感上进行这方面的强化，教师也不自觉地向学生灌输是非善恶的标准，告诉学生他们所认识到的正确的生活方式。虽然教师的育人作用并没有这么简单轻松，但相对来说，此时的道德教育目标还是清楚的。 二、60—70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理想主义的兴起为开端。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年轻人提出要求：“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学校也积极响应总统的号召。然而，几乎就在同时肯尼迪遭暗杀，学校的形势急转直下。例如学术能力测验平均分在1963年高达980，以后的十八年持续下降，学校内的野蛮行为，暴力犯罪、老师无故缺勤现象急剧上升。在大学校园里涌现了反越战浪潮；城市贫民区发生了暴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起民权运动；六十年代后期还出现了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等。七十年代初，国内流行对政府的怀疑和高度注重个人权利，对肯尼迪“别问”那番话的引证只能引来讥讽。约翰逊和尼克松的相继下台虽能证明政府有能力净化其自身，但也助长了许多市民最可怕的疑心。校园里仍有“别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任何人”这样的口号。 面对这种新的反权威精神，老师的影响和力量削弱了，许多教师渐渐地放弃他们的道德权威，退化为一个教书匠，培养年轻人的性格和品德的职能开始淡化。对此，一些教师也在试图寻求新的途径去影响学生品德的发展，学术团体为他们提供了三种办法，即价值澄清、道德认知发展教育和道德推理。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价值澄清，通过专门的游戏和策略，让学生弄清他们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团体的价值或西方文化的价值）。教师的作用就是促使学生参加这些活动，深思战争，家庭及人际关系等问题，学生在讨论中不受文化传统限制。由于价值澄清的技巧容易学到，对教师的要求也不太高（只是有人对教师保持中立持有异议），它成为教师和教育家们对七十年代的“价值危机”作出的第一反应。 道德教育的第三种方法教给学生如何理智地思考道德问题。开发者设计了多种方案，旨在帮助儿童用一种一步一步渐进的分析方法解决道德问题。事实上，这些方案就是在给高中、初中生甚至小学生教伦理学（传统上是大学的学科）。这种努力虽然有趣，但对学生触动不大，可能也是由于许多教师对教伦理学的准备不足。 六七十年代的三种德育方法有几点相同之处： 首先，它们都是理智方面的。这个时期的道德教育关心的是思想，智力技能和思维结构，很少注意到“做”——即道德行为的养成。这一时期“应该怎样”这类话过时了，它代表着“传统派的冷面孔”，对此老师们忧心忡忡。 其次，这一阶段道德的主要方法强调过程。人们认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会令人不快的，对此教师们当然感到快慰，因为他们免去了向学生强行灌输的麻烦，同时还能对学生的精神生活施加影响。他们相信他们在尽职——而且干得比过去要好，很少有人把校园内的暴行，学生成绩下降、公众对学校的冷落和这种教育方法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