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峰（以下简称“黄”）：尹老师，明年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成立60周年。人文学院准备怎么纪念一下？我知道明年的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要回到美院了。 尹吉男（以下简称“尹”）：还是要做一个梳理吧。美术史在中国是比较年轻的。我们讲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不是古代意义上的——既不是张彦远意义上的，也不是董其昌意义上的。它是和西方学术互动的一个产物。当然它也带有自身特点，有两个东西是中国的资源，一个是所谓的传世的图像和文献，另一个就是考古。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考古材料是中国的独特资源，包括敦煌的发现也都属于广义的考古发现。这样一套在中国独立运行的美术史或者美术史学，最早是比较完备的美术教育系统，不是一个画学的系统，不是郑午昌他们那个系统。他们基本上来源于张彦远的传统，再加一点乾嘉学派的考据，基本上不太面对作品，这是他们的问题，许多作品他们未必见过。 晚清民国以来，再加上这整个60年的美术史，在中国意义上可说是“新美术史”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新美术史”，而是区别中国意义上的老美术史。那么，到底哪些还是有效的方法？这个必须弄清楚。这个不清楚的话，就没有办法知道在这一百多年来哪些知识生产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大美术史家写的很多著作、文章，不见得都能被证明是有效的，有的还是在一个方法不太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知识生成。 黄：对。这些年来一直都有人在梳理美术史的学术史，但有些梳理，基本是人名、书名的材料堆砌。 尹：用旧的美术史方法梳理，怎么梳理也没用。关键是先要确立一个有效的知识生产的概念。 黄：现在看来很多学术梳理变成学术著作目录的整理，比如谁写过什么书，第一辈学者写过什么，第二辈学者写过什么。缺乏有效的梳理，比如这个知识模式是怎么来的。 尹：知识有很多连带的作用，很多西方学者其实是根据中国学术界的判断来处理知识的。一些西方学者在冷战期间专门来看过中国的藏品，当时中国的出土材料是不可能出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墓葬在西方的展览也是有限的展览，仅仅是一部分，并没有整体的发表。他们特别依赖中国学者的判断，但是那个判断对不对呢？其实考古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考古学和我当时在北大学的就不一样。尤其在方法上有很大的变化，当时还是比较粗糙的，当然比二三十年代来讲还是进步了很大。再一方面，我们一开放的时候，大批的西方政治思想进来了，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把他们的知识判断作为一个前提，在他们的知识判断基础上进行判断，这一块也没有梳理过。当然这两部分是在同时运行的。为什么有些讨论会的论文都没劲儿？一看题目你就能推出结论来，因为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套方法论在运行。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得确立一些美术史学的标准，就得重新检验重要学者的工作，要想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比如启功先生写了很多重要的文章，包括《龙袖骄民图》、《董其昌书画代笔入考》等，我们一直都是当作经典直接引用的。这些文章到底是不是合法性的、有效的知识生产？ 黄：其实还是和您的“知识学”有关，着眼于现代的知识谱系。 尹：比如我们讨论汉代，你引用了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这个文献本身就不可靠。有的知识已经明确证明是不可靠的，那么你就不能这么去引用。这就涉及知识检验了，当有新的知识出来以后，原来的写作是否还有效？哪部分有效？这是一个疑问。 黄：您准备怎样来推进这种梳理？ 尹：我觉得这种梳理，至少应该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关于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所生产的知识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和书画还是不一样。第二就是传世书画形成的知识系统。另外还有就是这两个系统产生的互动。就像谈顾恺之就一定会谈论司马金龙墓的漆画，二者怎么关联，需要仔细考察。这是一个问题。怎么能拿那个风格说是顾恺之的风格？怎么来用考古材料支持卷轴画的有效性？我觉得这是第三个环节。第四个就是文献，涉及到美术文献学，其实这个文献学没有真正建构起来。在文史哲类的文献梳理上，学界有很大进展，也通过很多关于墓碑、墓志，包括敦煌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但是他们顾及不到美术这块，常常直接略过，他们主要是对四书五经，还有正史的梳理，美术类的很少，但其实对于子部书，也就是子学这套系统他们都很熟。谢巍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很重要，但也还有不少不清楚的地方。美术文献上，比如咱们讲《历代名画记》，如果我们找不到宋代的文献，这就有点危险啦。如果我找到的是明代的，说是明代翻宋，但怎么翻的，不清楚。假如说它们的源头只是《王氏书画苑》，然后我们拿着它讨论更早的东西，就会有问题。这一块应该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进展。美术文献学，也就是找有效的文献谱系。文献谱系按道理是概括化的、刻板化的。比如邓椿的《画继》，目前最早的、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是什么时候的？哪怕是个残片，它在哪儿？有几页？你得有这个东西。然后再晚是哪个，学者讨论时用的是哪个？得讨论这个。 黄：这个很有趣，刚才您说的第四点，我想到日本学者很关注《图绘宝鉴》。《图绘宝鉴》如何传到日本，如何发生影响，这就可以产生很多成果。 尹：朝鲜半岛也有这个线索，他们一直买中国古籍。按道理可以开一个东亚关于某一本书的讨论会。 黄：包括画谱，比如《顾氏画谱》在韩国还有彩色印刷本。 尹：去年故宫《石渠宝笈》会议上，衣若芬有个发言，她在韩国也讲过。她讲《燕京八景图》的题跋，对比了朝鲜时代的几个版本与画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忽视邻国的资源。中国的文献什么时候过去的，通常有明确的记载，就和户口本一样，什么时候办的过户手续？什么时候到日本去的？什么时候到韩国去的？他们这方面的文献保存得很仔细。还有元明时期的诗文集当中，他们引用的那些比他们更早的美术典籍的情况是什么？也就是说元朝人的知识是什么样的？没有人去做，这个完全可以做。《全元文》都出来了，通过《全元文》就可以找谱系。比如他看到的就是《历代名画记》的某一段，或者是《画继》、《宣和画谱》的某一部分。这就是把文本合法化，文本合法化后，后来的人就不会再犯错误。比如做杨士奇的研究，我们常用《四库全书》本，因为《四库全书》本和他活着的时候修订的《东里集》是一样的，那证明这是有效的，那你可以放心用。如果出入很大，那就要找到原来的文本，比如用天顺时期的本子，这是他亲自审定的，他的族人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