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2-0185-10 话语对话理论过多地关注观点的同异以及观点背后文化理念的强大影响，而忽略用以言说观点的名言概念的构造形态的丰富性和语用情境的复杂性。就学术史而言，名言概念的辨析是中西学术思想演进的必由之径。按照中国传统的言说习惯，与“名”相对待者有二：“实”与“义”。“据实制名”与“因名求义”，看似逻辑顺承，实则为思想观念的一体两面。如以“名”为观念的符指的话，“实”就是观念的对象，而“义”则是观念的意涵。观念有隐显二态。隐形形态的观念，虽具有思想的实际即意识，而缺乏完整的理论表述和清晰的义界；而缺显性形态的观念，则兼具思想的意涵与概念的形式。“正名”意谓循名责实，返归思想的对象；“正谊”意味着寻求观念的合理向度。①“名”与“谊”的“正”与否，关乎观念的效度及影响力。从古典解经学到今日跨文化的译介交流，译名制作既关乎观念的准确理解与表述，又涉及到观念隐显二态之间的对位与配置。②显在的语词选配有文本可供查验，而观念系统的自觉对接和文化背景的隐形对位则发生在译解主体文化经验心理结构的深处。从文化经验心理结构的角度理解和把握译解过程中的观念阐释问题，既有助于识别主体的译解意向，又能够深化对“理论旅行”中观念衍化和偏转问题的认知，还能够促进对概念和理论应用局限性的反思。例如，现代学人考察“母题”理论时，往往将其归源于胡适对西方“motif”概念的译介——由此上升为研究方法上的“以西化中”，却很少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以中化西”的意味，以其对中国“母”“题”观念的理解来对接和改造“motif”概念。本文拟以“母题”观念的中西形态和方法衍化为线索，描述一个具体观念的历史旅行，并寻绎观念方法化赖以发生的文化心理经验及过程。 一、明而未融的“母题”观念 中国古典诗学的“母题”观念表现为隐形形态，虽然没有出现以“母题”为标名的清晰概念和整体理论，却并不乏“母题”意识，主要体现在“诗祖”“诗母”和“诗胎”等语词概念的锻造和具体表述之中。 中国古人品诗论文以古为范，因尊古而述古。在文人心目中，《诗经》之“经”兼具发源和典范的意味。刘勰《文心雕龙》标举“宗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1]，以“经”为后世文章之源头；“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2]，视“经”为文章典式和语汇资源。《文心雕龙·宗经》篇“赞曰”：“渊哉铄乎!群言之祖”[3]，喻“经”为“群言之祖”。“祖”之语义指涉之域由血缘人事关系转到人文篇籍关系。经由刘勰授权，“祖”这个普通语词获得评文论艺的临时资格。承继对“经”的尊崇，王世懋《艺圃撷余》云：“故余谓《十九首》，五言之《诗经》也”[4]，追溯五言诗的起源，高度评价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比之为《诗经》，起源和典范之意自明。同样从起源的角度谈诗，陆时雍与王世懋的认识相异，《诗镜总论》云：“五言在汉，遂为鼻祖。西京首首俱佳。”[5]将五言诗的起源由洛阳推至西京，且以“祖”代“经”，在二者之间建立意指上的关联性。此后，以“祖”论诗成为诗学常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神在个中，音流弦外，可以是为词中鼻祖。”[6]田同之《西圃词说》“填词非小道”条云：“夫屈、宋，三百之苗裔，苏、李，五言之鼻祖。”[7]李佳《左庵词话》评价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忆秦娥》：“二作为此调鼻祖，实亦千古绝唱。”[8]以“祖”称誉诗人者甚众，然多就渊源而言，未能突出典范意味；且以“祖”论人，意指关系接近，理论的张力不足，故不予着墨。 以上以“祖”论诗，多就诗词体类发生关系落想，于具体作品间的渊源关系却很少论及。宋人许凯《彦周诗话》曾谈及三首送别诗于作法命意上的承继关系：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知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9] 三首诗所描述的皆是送别情境：远送行人，目已尽而意未甘。“远绍其意”点出张先词与苏轼诗意与《诗经》中《燕燕》篇的关系——后两者皆自前者化出，故“远送于野，瞻望弗及”便成为描述送别情境的典型。基于以上诗语与诗意关系的确认，许氏谓前者为后二者的“远祖”。作为典范，《邶风·燕燕》不只是相较于二三个案而称“祖”，而且还是送别诗这一主题类型之“祖”。吴景旭称其为千古送别之祖，王士祯谓之为万古送别诗之祖： 《国风·燕燕》之次章云：“瞻望弗及，伫立以泣”，此为千古送别之祖。[10] 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11] 吴氏承《彦周诗话》，从情境的艺术表达的角度发论；王氏别有怀抱，透过本事发见诗作背后的超越个体心理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其中，“送别之祖”与“送别诗之祖”皆点出具体作品在某一主旨类别中的权威性，所谓“千古”“万古”表面意指历史，实则借时间的绵延表达超越时间的共性品质。 关于《诗经》具体篇章的普遍意味，王士祯在《渔洋诗话》中亦有阐发。王士祯《渔洋诗话》云：“余因思诗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伤别，‘籊籊竹竿’之思归，‘蒹葭苍苍’之怀人……东山之三章：‘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12]王氏由《诗经》拈出伤别、思归、怀人、闺怨等普遍性的人生情境，并因其艺术表现上的“如化工之肖物”，而许之为六朝人和唐人之祖。复核渔洋之说，《诗三百》为后世诗人之祖，则后世诗人就如其子子孙孙；子孙自当宗祧其祖，在表示礼敬的同时，从源头汲取和聚拢进一步发展的力量。诗“祖”之喻，为《诗三百》增添人格色彩，突显其在中国诗学中的主体地位。乔亿承许氏、王氏之说，踵事增华，直谓《诗经》某篇为某种主旨类型的诗作之祖： 许彦周亟称邶风“燕燕于飞”，可泣鬼神。阮亭先生复申其说，为万古送别之祖。余谓唐诗之善者，不出赠别、思怀、羁旅、征戍及宫词、闺怨之作，而皆具于国风、小大雅，今独举燕燕四章，其说未备。盖雄雉，思怀诗之祖也；麾丘、陟岵，羁旅行役诗之祖也；击鼓、扬之水，征戍诗之祖也；小星、伯兮，宫词、闺怨之祖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