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是现实主义小说最基本的美学要求,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功能所决定的。在当代头27年的历史环境中,现实主义曾一度赢得独尊的地位,而在新时期文学近20年的发展中,虽出现创作方法多元化的格局,但现实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历史蕴涵的有无、深浅、广狭,成为衡量当代小学美学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区域风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实实在在的物相,在当代小说历史蕴涵的形成中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风俗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沉积,它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几千年民族历史的产物,因而文学通过对风俗的描写,可以展现一个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年轮。风俗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世代相传,民族文化的因子沉淀在人们意识的深处,形成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风俗的这种物质性和精神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结合的“两栖”型特点,使以它为表现对象的文学能够在历史文化的高层面上更深刻地完整地去把握生活,使文学获得深广的历史蕴涵。 历来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都极为重视风俗中包蕴的历史内涵。孔子把《诗经》的作用归总为“兴、观、群、怨”四字,其中“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说的就是风俗反映历史、反映现实的功能。巴尔扎克则说他要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①而他写出的《人间喜剧》这部“风俗史”得到恩格斯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②而别林斯基则说,风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③托尔斯泰更如是说“小说家的诗”,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④。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诗型的作品,都以风俗作为重要的依托。如《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史的形象描写,但同时又是一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满汉民族北俗、南俗的百科全书,曹雪芹正是通过对居住、饮食、服饰、家族、仪礼、婚丧、节日、游戏等文化风俗事象的描写,来展现封建贵族从盛到衰的没落过程的。 在中国新文学发轫之时,“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家们,就将他们的目光投向文化风俗,以他们所熟悉的区域风俗为依托、为支点、为媒介来反映历史,反映现实,反映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成为中国新文学一个最宝贵的传统。鲁迅小说在新文学的起点上,就在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度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小说以浙东小村镇的文化风俗来显示社会现实的典型环境,拓展情节,刻画人物,尤其是深刻剖示人物的文化心理,画出“国民的魂灵”,使漫长修远的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的心灵相接,表现深广的历史蕴涵。如《药》借人血馒头治痨病的陋俗,写出了“华夏”的双重悲剧,深刻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面貌;《风波》把政治风云的变化和风情民俗的变迁融合在一起描写,通过七斤失去辫子引起的“风波”这一典型细节,于细处深处展现时代精神。鲁迅小说通过区域风俗的描写来表现历史蕴涵,最高超之处还不在于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还在于他以风俗作为一个支点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使我们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时的时代面貌,还能看到几千年历史和文明对现实生活和人的心理的影响。风俗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这是鲁迅小说内蕴深厚的重要原因所在。鲁迅开创的路子影响了几代作家。二十年代的“乡土作家”们,直接师承鲁迅,蹇先艾的《水葬》,许钦文的《鼻涕阿二》,彭家煌的《怂恿》等作品,都通过刻意叙写一地的风俗,来反映旧中国落后的面貌。三十年代以叙写湘西风土人情闻名于世的沈从文也师承鲁迅,他说过:“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⑤茅盾先生的小说创作也善于通过地方风俗的描写来反映时代面貌,他的《春蚕》即通过浙江蚕乡特有风俗的描写,深刻地再现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苦难命运。在现代文学阶段,以区域风俗表现历史蕴涵,成为小说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但现代的小说家们再没有一个达到鲁迅先生的水准,没有一部作品具有鲁迅的《药》、《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所具有的那样深广的历史蕴涵。 当代小说直接承继了解放区小说的传统,把“革命现实主义”(以后又称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但随着现实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越来越横暴,文学逐渐变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演绎体,“革命现实主义”离现实却越来越远,至十年“文革”中,它完全背叛了现实。在当代头27年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几乎成为历史蕴涵的全部内容,所谓“历史感”,完全以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作为标志。因此小说家们的文化意识萎缩乃至完全丧失,风俗的历史价值不能自觉地被认识到。出于要表现所谓重大题材的指令性要求,文化风俗放在极轻微的位置,既使出现在小说中,大多也只是点缀式、浅表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几个回合往往成为小说情节结构的主体,动员会、斗争会、批判会经常成为小说家描写的场面。文化汁液过滤掉了,风俗作为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媒体和支点的作用丧失了,因而小说显得面目苍白,内涵单薄,体形瘦弱。这是就头27年小说创作的一般情况而言。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作家们的文化意识觉醒了,区域风俗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重新得到认识,鲁迅小说以区域风俗为媒介、为支点来反映历史、反映时代的路子又由新时期小说家们承接过来,鲁迅小说中展现的那种具有深广历史蕴涵的迷人璀灿的文学景观在新时期小说家笔下崭露端倪,民俗学意识的觉醒成为新时期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醒目的特点。汪曾祺说,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风俗画小说,在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⑥。陆文夫说,他要在苏州那些“深邃的小卷”,“去寻找艺术的世界,去踏勘生活的矿藏,去倾听历史的回响”⑦。韩少功则认为“乡土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他说“寻根文学”的作家们对区域文化风俗的挖掘“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⑧。文化意识的觉醒,民俗学意识的觉醒,使新时期小说重新能够在历史文化的更高层面上来把握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 综观当代文学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区域风俗在小说历史蕴涵形成中的功能虽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归总起来可说就是再现历史和表现历史这样两个方面。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前者偏重客观来说,后者则偏重于主观而言。我们就此作一些分析考察。 再现历史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从一个历史的横截面来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另一种情况则从历史的纵向来再现历史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