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成为工商业中心才算得上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文明社会之初并未出现，因之城乡分离运动迟迟不曾发生。三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经济职能十分微弱，所呈现的只是城乡无差别统一的自然经济面貌。然而，当历史时针指向春秋战国之时，工商业城市却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从而揭开了中国城市经济史上五彩缤纷的第一页。本文拟就此时城市经济特征、类型以及城乡分离运动发生的原因等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一般说来，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总是比乡村有更集中的人口，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要求，更高的文化水准等等。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①]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来说，这种商品经济特征有了普遍而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城市与乡村经济分离开来，完成了城市自身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谈。 1.城市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 春秋战国的城市，有的是在前代城址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有的则是重新建筑的。西周初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②]，其后还陆续建有封国。当时立国的一项根本大计就是营建城邑，所以西周先后有近百个城邑的营建应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事频仍，各诸侯国莫不纷纷筑城自卫，致使城市数量空前增加。美国学者Pall Wheatly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所绘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有466个分布点，比西周城邑图多出375个点[③]，反映了春秋的城市在先前西周的基础上成四倍的增加。又据杨守敬《赢秦郡县图序》的估计，“秦县当八九百矣”。秦统一的时间不长，其县城应是在战国原有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战国的郡县国都合起来也不会少于此数。这样，战国较之春秋的城市又有成倍的增加。 当时的城市不仅数量空前增多，而且规模也相当巨大。按照周礼的规定，各级贵族所封城邑大小是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的。《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此处讲的是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其面积为方9里即81平方里。又据《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艺文类聚》等引作六百为是）二十丈”。孔晁注“大邑成周”为“王城”是正确的。焦循以为“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④]若以1周尺折合0.1991米来计算[⑤]，天子之城“方九里”约为今10.4平方公里，与考古发掘洛阳王城遗址为10平方公里[⑥]大致相合。是知天子之都以方9里为建制规模应属可信。至于诸侯国都和卿大夫都邑则要小于方9里。《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说卿大夫的都邑不超过“百雉”，此“百雉”为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是知诸侯国都当为三百雉，一雉长三丈，即方900丈，180丈为一里，则为方五里，约今3.2平方公里。而卿大夫的都邑大者方300丈，次为方180丈或100丈，都在方二里以下，总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此所谓“先王之制”不管在西周实行情况如何，但到了东周以后却因“礼崩乐坏”的冲击，转眼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是时诸侯各国“城郭不必中规矩”[⑦]，不少城市已大大超过王都之制的面积。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超过10平方公里的东周故城有：秦都雍城、鲁都曲阜、秦都咸阳宫城、魏都安邑、齐都临菑、楚都郢、赵都邯郸、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其中最小的秦都雍城面积是10.5平方公里[⑧]，居中的齐都临菑为15平方公里[⑨]，最大的燕下都约为32平方公里[⑩]。这些东周列国的国都，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是当时头等的大城市。次如考古发现的宜阳城、京襄城、轵城古城、栎阳城、吴起城、宋国故城、薛城、侯马晋故城、中山灵寿城，面积即在3.2—8平方公里之间，属于当时的中等城市。至于3.2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小各类城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且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已冲破礼制的束缚，其建筑规模空前地扩大了。这虽然不能说明城市发展变化的本质，却为城市发生本质变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2.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 春秋时期有多少城市人口，还不好估计。战国中期的城市人口，或可作出推算。《战国策·齐策一》载：“临菑之中七万户”，这句话出自苏秦的游说之辞，是否可靠有不少人怀疑。其实，从薛城7平方公里尚有6万人家来看，15平方公里的临菑城住有7万户并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城市人口的密度来分析，临菑所能容纳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太少。反映先秦城市人口密度的材料有两条： （1）“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A）。……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B）相望也”。（《战国策·赵三》） （2）“率万家而城方三里”（C）。（《墨子·杂守篇》） 根据这两条材料并以每家5口计，可算出3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数据来：A42044人／km[2]；B 12613人／km[2]；C 43255人／km[2]。其中A与C相当接近，大概反映的是所谓“古者”即夏商时期的情况。而B所反映的则是赵奢所处战国时代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此推来，15平方公里的临菑城通常可居住189195人亦即37839户人家。但临菑是当时特别繁华的大城市，街市之途，“车毂击，人肩摩”(11)，人口密度应比一般中等城市为大，所以至少有四万户人家是决无问题的。那种以为临菑只二三万户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 在战国时期，相当于临菑这种规模的城市并不少。《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时的大都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上述诸城多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天下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兼具政治中心的功能如临菑等。若加上后一类以及铸币城市，“全国的重要都会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12)。其中又以十个与齐临菑城市人口相当来计算，全国则有二百万人居住在头等大城市中，余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也当有二百多万人居住在中等城市中。即使不把众多小城市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也当有四百多万的城市人口。按一般认为战国人口总数约两千余万来推算，当时城市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20%左右。可见当时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时，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士农工商纷纷移居城市，城市人口不再以统治集团纯消费人口为绝对多数了。以齐国为例，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13)。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农不在也”。当然，齐都临菑城内不可能全无农民居住，但工商之民已成城市居民的主体似可肯定。具体说来，“商工之乡六”，以每乡二千家计，城内工商居民可达六万多人。这在春秋初期着实是个惊人的数目。这种情况表明，城市人口的集中，主要是工商居民的集中，它标志着生产范围和交换关系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城市加速形成工商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