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22)01-0012-11 百余年来，中外学界对唐代市舶使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不菲的成果。①不过，其置废的连续性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田久德认为，开元初创置市舶使以后，由广州地方长官兼领市舶事务的情况仍较普遍，只是不时别置市舶使以分其任而已。②黎虎也认为唐代的市舶管理由地方长官全面负责，但朝廷为了需要，也时派市舶使前往负责市舶事宜。有市舶使时，两者共同管理，无市舶使时，由地方长官单独管理。③两位学者的观察非常敏锐，注意到开元以后唐王朝并没有连续不断地设立市舶使。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追问：既然地方长官有能力全面负责市舶事务，那又有何必要派遣市舶使前来共同管理呢？为何这种“必要”看起来又具有随意性，使得市舶使时置时废呢？ 一、德宗至文宗朝废止市舶使的历史 过去讨论唐代市舶使的学者，经常引用《全唐文》所收《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作为论据。④实际上，该文亦见于《文苑英华》，题为《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⑤吴玉贵指出，由于《文苑英华》此篇前有王虔休所撰《修进继天诞圣乐表》，故《全唐文》编者乃误将此文置于虔休名下。⑥黄楼进一步补证，王虔休一直在昭义军中供职，不可能进上此表。⑦因此，以往学者根据这份进表得出唐代有朝官充任市舶使的结论，⑧还不够可靠。表文中言及“由是梯山航海，岁来中国……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自臣亲承圣旨，革划前弊，御府珍贡，归臣有司”“圣恩以军府交代之际，委臣在镇”，可知其出于某位出镇岭南的节度使。这位节度使秉承圣旨，将此前属于市舶使的进奉“御府珍贡”之责收归了节度使府(“臣有司”)。 无独有偶，我们恰好能在史料中找到岭南节度使再度将这一职责出让，请求恢复市舶使的记载。《旧唐书·卢钧传》谓：“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⑨《新唐书·卢钧传》则谓：“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絜廉。”⑩对南海蕃舶实行“贱售其珍”以“兴利”者，两段史料只及于“旧帅”或“帅府”，并没有提到市舶使。相反，卢钧为政廉洁，不愿意通过市买致富，故“请监军领市舶使”。这些都可以说明，在此之前监军未领市舶使。 可与此相互印证者，是文宗大和八年(834)二月九日发布的疾愈德音中的一段内容，其谓：“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受(原注：一作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1)这段文字所规训的直接对象，乃是包括“节度观察使”在内的地方“长吏”，说明“舶脚、收市进奉”此时应该都是节度观察使的职责。 韩愈撰《孔戣墓志铭》云：“(元和)十二年(817)，自国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岭南节度等使……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公皆罢之。”(12)如后文将要详细分析的那样，《唐国史补》中记载蕃舶始至当由舶主(或称“船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13)亦即此处所谓的“阅货”。如果当时是由市舶使主持“阅货”，孔戣则不当自专而罢去“阅货之燕”。因此，元和末恐亦无市舶使插手广州的市舶事务。 在孔戣之前，马总曾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且兼领押蕃舶使。柳宗元撰《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云：“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14)其中所言“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名义上是朝贡，实际是唐朝官方收购以后进奉皇帝。收市进奉之职既统于节度使所兼掌的押蕃舶使，说明这个阶段并不存在市舶使。值得一提的是，前揭《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云：“海门之外，隐若敌国；海门之内，宣知(原注：一作和)变风。后述职于此者，但资忠履信，守而勿失，不刊之典，贻厥将来。”(15)《岭南节度飨军堂记》所述之内外格局，与其一致，似可看成后来之节度使“守而勿失”的表现。据此，进《图表》之节度使节制南海可能是在马总之前。 在《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中，柳宗元也提到了押蕃舶使，谓：“君凡受署，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录府事、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蕃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16)据其履历，马君任经略副使兼押蕃舶使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和初年。如上所述，此时岭南既有押蕃舶使，则不当有市舶使。 过去，李锦绣曾根据岭南监军的人选补充出了两位新的市舶使，其一即为元和初期的许遂振。(17)许虽为监军，但并未兼任市舶使，因此从制度上讲缺乏直接管理市舶事务的权力。《杨于陵墓志》中紧接着“除替罢归”的一句，是“遂振既领[留]后事”。(18)这就表明许遂振想干预的市舶事务，当时是掌握在岭南节度使杨于陵手中。故只有排挤走杨而“领留后事”，许遂振才能理所当然地将掌管市舶事务的权力揽归己手。如所周知，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可以确证唐代只在岭南道设立过市舶使。(19)许遂振奏请乘驿递进奉者如果真是以市舶使的身份市买所得，李绛就不会谏称“脱若诸道悉然，即是制度紊乱”。(20)李绛既以“诸道”用来对比，证实许遂振所奏请乘驿递进奉者正同于诸道节度使的常规进奉，而非朝廷专遣市舶使市买以后的进奉。
